7月15日，在巴西世界杯落幕的第二天，第六屆金磚國家峰會將在巴西城市福塔萊薩拉開帷幕。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五個新興大國元首，將圍繞“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可持續解決方案”的主題舉行會晤，而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基金，則成為峰會擬磋商的最為引人注目的議題。
此次會議是金磚國家首次在一個成員國內第二次舉行峰會。在過去五年中，金磚國家完成了從四國到五國的擴展，實現了峰會合作的制度化，并在目前的所有成員國中各舉辦了一次峰會。當未來的人們站在遠處回顧金磚國家合作歷程時會看到，成員國間“第一輪”五次峰會，更多是為了緩解眼前危機，在“過河”中找尋合作模式的探索過程。如果說2013年南非德班峰會標志著金磚集團完成了“而立”的任務，2014年的福塔萊薩峰會開啟的“第二輪”峰會進程，則標志著該集團開始進入了合作目標更為明確、制度化水平更高的“不惑”階段。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基金兩大合作項目的實施，則是金磚國家進入新階段的具體標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標志著以“八國集團”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主要架構的傳統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已經無法應對新的全球經濟治理問題。在此背景下，“二十國集團”和“金磚集團”等新的治理框架應運而生，而如何在新老制度框架中反映新興經濟體崛起帶來的世界權力結構變化，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中的重要議程。
不過，迄今為止，傳統國際經濟治理的核心架構仍沒有出現根本變動。在全球層面，“二十國集團”是通過改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高新興國家決策權重來實現變革的。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過2008年和2010年的兩次改革，發達國家成員已經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了大約10%決策權，而金磚五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在過去五年中也有了較大增長，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7%左右。但總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掌控兩大國際金融組織的局面并未發生本質改變：歐美仍是兩大國際經濟組織的最大股東，而由美國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歐洲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的傳統，也仍在延續。這表明，歐美作為西方世界兩大組成部分構建的“合作霸權”，仍是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基礎。
傳統國際經濟治理核心架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之一，還在于新興經濟體仍未建立“自己的”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合作組織。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基金兩大項目的實施，一方面有利于改變這種局面，另一方面對金磚國家自身的長遠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由于西方的“制度霸權”難以打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新興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仍然不足，且常伴隨一些西方大國設定的政治條件，由此，它們并不能為新興發展中國家提供“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可持續解決方案”。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設立，能夠利用集體財力資助成員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合作形式，無疑有益于成員國共同實現“包容性增長”；而成立應急儲備基金則構筑了一種金融危機預防和應對機制，對于防止金融災難阻斷成員國經濟發展、實現增長的“可持續性”，顯然提供了一種有益的“解決方案”。
當然，兩大經濟合作項目的實施，并不意味著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另起爐灶”，或有意同西方大國分庭抗禮。金磚國家均是“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它們是以積極參與者和溫和改革者，而不是對立者和挑戰者的姿態，來參與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及其改革的。在此背景下，新成立的兩種經濟合作組織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言，不是挑戰，而是有益的補充。
盡管金磚國家都面臨各種各樣國內外問題的困擾，但它們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過去十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50%以上。金磚峰會開創了大國跨洲合作的制度形式，而此次在共同目標指引下將要構建的經濟合作新制度，則標志著其合作新階段的到來。
全球合作和區域合作是國際政治經濟合作的兩大傳統形式，而二者大體上都是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制度霸權的掌舵下進行的。金磚國家在新制度中即將展開的金融合作，不挑戰西方霸權卻又獨立于既有體制，有益于推動傳統的“國際經濟治理”向真正的“全球經濟治理”轉型，也將有助于構建一種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卜永光（浙江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