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等待國際形勢改觀，依賴外力取勝。
在蔣介石看來，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沒有現代化作戰的條件，如果貿然與對中國侵略蓄謀已久的現代化國家日本作戰，結局只是敗亡而已。這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他奉行對日“不抵抗政策”與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重要原由。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甚至坦言：“現在如單就軍隊力量比較，當然我們不及敵人，就拿軍事以外兩國實際國力來較量，也殊少勝利把握”，“我們的著眼點，并不在此。”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理論的基點。
對蔣介石持久抗戰的真諦，胡適一語道破天機。他說：凡涉和戰大計，總不外“苦撐待變”四字。“‘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得于我有利之時！”胡適的“苦撐待變”四字真言，深得蔣介石持久抗戰之精義。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對國民黨政府來說無疑是望眼欲穿的特大喜訊，蔣介石認為“抗戰政略之成就，至今已達于頂點”。從此，他就不再懷疑抗戰最后勝利問題，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對付共產黨方面去了。
第二，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
從等待國際局勢改觀這個戰略基點出發，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所謂持久抗戰的具體方策就在于爭取時間，即“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戰略的核心內容。
1938年2月7日，蔣介石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的演講中明確說：“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是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后的勝利”，在他看來，中國幅員廣寬，有極大的回旋余地，敵人一時無法全部占領廣大土地。戰爭本來就是為了爭取時間與空間。“以空間換時間”實質是一種拖延戰術，其目的是在等待外援，等待國際形勢的改觀。對此，李宗仁也明確指出：“根據我的分析，我們抗戰的戰略重心便是以空間換時間，以待世界局勢的轉變”。
第三，以西南為抗戰大后方。
1935年8月11日，蔣介石在峨眉訓練團對川滇黔三省各級干部演講中指出：“我敢說，我們本部十八省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完成革命”。1938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舉行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將首都遷移到重慶，標志著這一戰略構想正式付諸實施。向以四川為中心的內陸地區退卻，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的重大戰略部署。
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之所以確定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為大后方這個戰略布局也是有一定根據的。首先，整個西南地區地處內陸，地形復雜，易守難攻，利于持久。其次，東南地區淪陷后，中國海岸被敵封鎖，通過沿海及中越鐵路的國際交通線均被切斷，如能保有西南，尚可確保滇緬公路這條國際交通線，獲取源源不斷的美英軍需。其三，四川氣候溫潤，物產豐饒，地廣人眾，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也利于持久。因此，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被蔣介石看作“抗戰之策源地”和民族復興基地。應當肯定，蔣介石國民黨把西南定為抗戰后方基地，把內地大量工業、企業、商業、學校及戰略物資遷入西南，對持久抗戰、拖垮日本，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二期抗戰”的戰略階段構想。
武漢、廣州失陷后，中日戰爭陷入相持階段。1938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抗戰進程分為兩個時期，武漢失守以前為第一期，即向內陸退卻時期；武漢失守以后為第二期，即轉守為攻、反敗為勝時期。他說“第一期的任務，在于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掩護我們后方的準備工作，確定長期抗戰的基礎，完成我們第二期抗戰戰略與政略上的一切部署。第二期任務，就要承接前期奮斗的成績，實施我們第一期中所部署的一切計劃，與發揮我們抗戰的力量，以達到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的目的。”這就是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對抗戰發展進程的總體構想。對此，陳誠闡釋道：“即在戰略上初期之‘以空間換時間’，第二期之‘積小勝為大勝’，以配合盟軍之整個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