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釋兵權”，讓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專制君主對一切世俗組織都必然心懷警惕，“結黨營私”之所以是一個很重的罪名，關鍵不在于“營私”而在于“結黨”。“結黨營私”固然不可，“結黨營公”就更加顯得別有用心。
所以，作為組織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國時代，那時還沒有形成四海為家的大一統，列國君主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身邊的敵國，對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許多。而且，像墨子這類人可以周游列國，亦不致成為某一國君主的忌諱。一旦“六王畢，四海一”，君主就勢必以臣民為敵，不但墨家這類的組織不可能繼續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的游俠亦因“以武犯禁”而為朝廷所不容。
而釋、道二教雖有組織，但因其強烈的出世傾向而稍可見容于世。釋、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們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卻又教人順從世俗政權，即便世俗統治殘暴無道，臣民也應逆來順受。而且，在傳教上，“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使釋、道二教高度依賴世俗政權的支持。正由于釋、道二教沒有什么威脅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國，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樣過早衰亡。
不過，雖然墨家已成遙遠的絕響，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發著燦爛的光芒。倘能返本開新，墨學亦未必不能造福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