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扶持、幫助過許多文學青年，其中以組建“未名社”的形式給予一群年輕人的幫助與扶持，應該說最具典型性。
按通常說法，未名社只有6個人：魯迅、曹靖華、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韋叢蕪——一個先生帶著5個學生，開始時這樣，結束時還這樣。而這幾個人的最初聚合，有賴張目寒的穿針引線之功。
張目寒與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韋叢蕪等，都是安徽省霍邱縣葉集人。除了同鄉關系，他們還是或中學或小學時的同窗，后來又殊途同歸都到了北平。當是時，魯迅除在北大、北高師、北女師授課外，還兼任著北京世界語專科學校的講師。張目寒正在該專科學校讀書，便有幸成為魯迅的學生且與先生常有來往。他對魯迅的學識與為人都頗為敬佩，常對韋素園等談起先生。韋素園等都是深受“五四”影響的文學青年，對魯迅早已高山仰止，都渴望能得到魯迅的指教。張目寒理解幾位同鄉的心情，便把李霽野暑假期間翻譯的《往星中》帶給了魯迅，那一天大概是1924年9月24日。李霽野回憶說：“他第二天就看了，并約我去談談少數要修改的地方。這對我是極大的鼓舞。”正是從這里開始，這群年輕人進入了魯迅的視野。通過張目寒的介紹，他們依次拜見了魯迅，并很快同魯迅成為朋友。
此時，魯迅正在翻譯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征》，計劃譯迄后以《未名叢刊》第一種的名義出版。看了李霽野的《往星中》譯稿，決定將其也納入該叢書序列。當《苦悶的象征》付梓時，便特意寫了《〈未名叢刊〉是什么，要怎樣？》，作為新書預告登在了《苦悶的象征》封底：“所謂《未名叢刊者》，并非無名叢書的意思，乃是還未想定名目，然而這就作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現在，除已經印成的一種之外，就自己和別人的稿子中，還想陸續印行的是：1.《蘇俄的文藝論戰》。俄國褚沙克等論文三篇。任國禎譯。2.《往星中》。俄國安特來夫作戲劇四幕。李霽野譯。3.《小約翰》。荷蘭望藹覃作神秘的寫實的童話詩。魯迅譯……”
1925年初春(一說1924年年底)，《苦悶的象征》面世，接下來的《往星中》出版計劃卻難以實施，因為李霽野尚名不見經傳，而書局老板對新人新作不感興趣。恰如一個興沖沖只待嬰兒第一聲啼哭的父親突然得知孩子已胎死腹中一樣，李霽野的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正是《往星中》的出版困難，促生了魯迅自辦出版社的意向。他告訴幾個年輕人，日本有個完全由大學生自行經營的丸善書店，起初規模很小，慢慢就發展起來。又說其實我們自己也可以弄一個出版社的，只印自己的作品。這個提議理所當然得到了熱烈響應，于是立刻籌劃起來。商議結果是先集起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書籍的資本，估計在600元上下，并決定年輕人每人出資50元，其余部分全由魯迅負責。
“建社”的整個籌劃過程中，曹靖華一直沒有到場。這位未來的大翻譯家是河南省盧氏縣五里川人，出生于1897年8月。受“五四”運動影響，他于1919年冬天在開封創辦了“青年學會”。這個以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為己任的學生社團，影響很快遍及河南全省。那時曹靖華還在開封省立二中讀書，他因此被推舉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1920年夏天曹靖華中學畢業，入上海泰東圖書局做校對工作，從而有機會結識了茅盾、鄭振鐸、蔣光慈以及韋素園等人，并經蔣光慈介紹于1921年元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后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他受該組織委派，與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韋素園、王一飛等20余人一起，秘密前往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該大學是共產第三國際創辦的旨在培養東方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大學校，其學員來自朝鮮、日本、越南、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多個國家。曹靖華等20余名中國學員被編在一個班，同吃一鍋飯同住一間房。他們1921年3月入校，1923年畢業回國。醞釀成立“未名社”時曹靖華恰好不在北京，是韋素園寫信通報了情況。曹靖華得信后立刻復信報名參加，并附寄了50元作為入社股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