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訪華，每到一處，便即興發(fā)表演講，由于演講內(nèi)容常常在報紙上刊出，就給筆鋒犀利的陳獨秀以反駁的機會。在這些文章中，以發(fā)表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的《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最為全面深入。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嚴厲批判了泰戈爾的兩個錯誤觀念，“第一個錯誤是誤解科學及物質(zhì)文明本身的價值。”在引用了泰戈爾在上海、杭州的演說后，陳獨秀說：“太戈爾也知道科學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脫離社會；他更應該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質(zhì)文明之賜，只有科學能夠增加物質(zhì)文明。現(xiàn)在無限之惱悶，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質(zhì)文明不發(fā)達，遂造成民族間的侵略；(二)是少數(shù)人壟斷物質(zhì)文明的思想，遂造成階級間的掠奪。這些侵略掠奪之無限惱悶，都非科學與物質(zhì)文明本身的罪惡，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發(fā)展科學與物質(zhì)文明及全社會普遍的享受物質(zhì)文明才能救濟，這乃真正是科學與物質(zhì)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的地位……”“第二個錯誤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
陳獨秀認為，泰戈爾所說“人類要用愛來調(diào)和……”“在資本帝國主義未推倒以前，我們不知道太戈爾有何方法可以實現(xiàn)他‘用愛來調(diào)和人類’這個志愿。沒有方法的一個空空的志愿，本是無用的廢物……你若是大聲疾呼，對被人壓迫的階級被壓迫民族說：我們?nèi)嗡麄兟訆Z任他們侵略，我們不必反抗不必殘殺他們，還要愛他們，讓他們占據(jù)這物質(zhì)的樂土，我們只要恢復精神上的樂土便得了；這就是太戈爾先生要帶來中國赤裸裸的一顆良心嗎？”
陳獨秀批評的這兩個錯誤觀念，實際已牽涉社會改造方法、途徑等等問題，這在今天仍是可以深入探討研究的，以期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定向、定位的重要問題。
訪華之后：意猶未盡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反對泰戈爾活動，在當時泰戈爾也深深感到了。
1924年5月，泰戈爾離開中國去了日本。但是，陳獨秀似乎意猶未盡，在6月4日出版的《向?qū)А?8期中，又一氣發(fā)表《詩人卻不愛談詩》、《太戈爾與金錢主義》兩篇短文章。前一篇文章中，陳獨秀引用吳稚暉的話“太先生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家國，你莫談天下事”后，頗帶嘲諷地說：“可是太戈爾在中國始終未談過一次詩。”
在第二篇文章中，陳獨秀更挖苦地說：“難怪北京有人說他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而且太戈爾他自己如果反對金錢主義，便應將他所受物質(zhì)文明社會的造孽錢——諾貝爾賞金，散給無衣無食的印度人。”在該期《向?qū)А返牧硪黄恼轮校惇毿愀怃J地說：“大同主義，世界和平，廢戰(zhàn)，博愛，人類的努力本應該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們能夠開步向此路走，能夠除去橫梗此路之障礙物，乃是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倘無此等方法，只空喊這幾個名詞……在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則是何等昏聵無恥的話！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藥、催眠劑！”
聯(lián)系到同期的另兩篇文章看，這些話的針對性是一目了然的。
訪華時間：實不恰當
泰戈爾此次訪華，雖然宣傳與他一貫的主張沒有多少區(qū)別，這我們從他大量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可要說起，他選擇的時間實在不恰當。
1924年，“五四”風暴正在中國大地蕩滌著一切陳腐的觀念，一切舊有的無論權威、經(jīng)典、固有的神圣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這個時候，泰戈爾的宣講受到許多文化人的尖銳質(zhì)問，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就是陳獨秀自己，也有一個認識轉(zhuǎn)變過程。因為早在1915年，他就在第二期《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過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歌《贊歌》，此時，起碼在詩歌領域，他還是認同泰戈爾價值的；可是1924年，社會思潮大變，古老的中國蘊含著巨大的希求解放、變革的力量，作為這股力量的“弄潮兒”陳獨秀，此時出來強烈反對泰戈爾的主張、思想，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