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陳獨秀風流的話題不是今天才有，早在90多年前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時，小報上就說他涉足煙花。早年間北京有個八大胡同，每日高張艷幟，這里的客人主要來自兩院一堂，即參議院、眾議院和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當時嫖妓既不犯法也不違紀，國家議員、內閣閣員、外省督軍及最高學府的師生，并不以此為恥。那時的過來人周作人寫道：“涉足于花柳場中，這在舊派的教員是常有的，人家認為當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
陳獨秀恰恰又是新派中最著名的人物，當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起組織進德會時，陳獨秀即加入成為甲種會員(甲種會員之三戒為：不嫖不賭不娶妾)，并被選為進德會評議員，說明他主觀上在約束自己。對于那些風流韻事的傳言，陳獨秀的朋友胡適的看法最值得重視，他寫道：“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及今思之，豈值一噓？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早先，陳獨秀確實有過一個情人施芝英，他們只相處過短暫的時間。陳獨秀沒有用黨的經費供養自己的情人，這就屬于胡適所說的“私行為”，用現在的話說是個人隱私，對此陳夫人高君曼怎么數落怨恨之都應該，他的朋友和同志規勸批評之也在情理之中，但這畢竟不是“公行為”，與當今有人用權力用公家的錢和物(如一套高檔住宅)養二奶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至于陳獨秀撇下發妻與妻妹高君曼戀愛，這與魯迅撇下發妻朱安與許廣平戀愛一樣，都是反抗包辦婚姻之舉。
陳獨秀晚年有個年輕的女伴潘蘭珍，也被濃墨重彩渲染為風流，或是說他“獵艷有術”。風流也好，獵艷也罷，總得有些資本才行，對一個年過半百的人來說，這資本不外是權勢和財勢，此時的陳獨秀恰恰都沒有。他孤孤單單一個人，隱姓埋名，住在上海一處普通的居民區里，他只有一點版稅稿費，還不至于餓肚皮。潘蘭珍是煙草公司的女工，沒有什么文化，他們不過是鄰居，由相熟而同居。這是平平常常一件事，無所謂風流不風流。他的友人為此事曾指責過他，陳獨秀反問：“難道我就不能有個女伴嗎？”陳獨秀此言在情在理。一個50多歲的鰥夫，生活上當然需要女性關懷。潘蘭珍確實很年輕，但這是兩廂情愿的事，惟其是老夫少婦，陳獨秀受到他朋友的夫人的辱罵。朋友去賠禮道歉時，他一則說這次受的侮辱最大，再則說我應該受罵。可見他比許多人更誠實些。
陳獨秀1937年從南京國民黨監獄出來后，居無定所，曾攜潘蘭珍在他北大時的學生、名教授陳鐘凡家住了半月之久。剛搬來那天，陳鐘凡不知陳獨秀與潘蘭珍是什么關系，曾問：“這是先生什么人？”
陳獨秀答：“是我的女朋友。”
陳鐘凡寫道：“才知先生近得有女伴，足慰寂寥。”
這才是論事知人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