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1924年訪華，在知識界中引起不同凡響，熱烈支持者有之；冷眼相向者有之；激烈反對者有之……在激烈反對者中，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特別著力。他不僅發表文章多，而且有理論分析，有激烈言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里，我們試著從當時情況及這些文字入手，看看當年陳獨秀如何以及為何激烈反對這位印度詩人的。
1924年4月，印度大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應梁啟超之邀，訪問中國。訪華期間，泰戈爾到過上海、杭州、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發表演講，可以說極一時之盛。
據隨同泰戈爾走了許多地方，并充當翻譯的詩人徐志摩記述，泰戈爾是1924年4月12日乘船在上海登陸的。隨后便在杭州、上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這些演講，也正是陳獨秀批評的靶心。
訪華之始：激烈反對
出版于1924年4月18日的《中國青年》雜志第27期上，陳獨秀以“實庵”筆名發表了《太戈爾與東方文化》一文(“太戈爾”為當時譯名，為存真，以下引文均同此)。針對泰戈爾與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先引述泰戈爾談話的大略：“太戈爾一到中國，開口便說：‘余此次來華……大旨在提倡東洋思想亞細亞固有文化之復活……亞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而追隨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誤……泰西文化單趨于物質，而于心靈一方面缺陷殊多，此觀于西洋文化在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彼輩自夸為文化淵藪，而日益以相殺反目為事……導人類于殘破之局面，而非賦與人類平和永遠之光明者，反之東洋文明則最為健全。’”
此處陳獨秀引述的話，可以說大致涵蓋了泰戈爾此一時期的基本思想。中國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幾年，對西方各種新的思潮正張開雙手，表示熱烈地接受，以期通過此改造中國古舊的文化。當此之時，泰戈爾發表這樣的講話，無論在今天看來有多少合理成分，但在當時，遭到人們，尤其遭到熱烈宣揚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以期喚醒中國民眾的陳獨秀的反對，似乎又很正常。
針對上述泰戈爾思想，陳獨秀以三點予以駁斥：“(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認這是東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現在還流行著支配社會，尤其是在中國，有無數軍閥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擁護者，他并沒有死，用不著太戈爾來提倡他復活……(二)知足常樂能忍自安，這也是東洋獨特的思想。在太戈爾的意中以為正因為東洋有這種高妙思想，所以勝過西洋不知足而競爭，不能忍而不安的社會。殊不知東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讓不爭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隸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馬來人還過的是一手拭糞一手啖飯的生活，中國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樂；所以全亞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壓制而能忍自安。(三)輕物質而重心靈，太戈爾也以為是東洋文化的特色，其實中國此時物質文明的程度簡直等于零……太戈爾如再要加緊提倡，只有廢去很少的輪船鐵路，大家仍舊乘坐獨木舟與一輪車；只有廢去幾處小規模的機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簡。”
訪華期間：不遺余力
在泰戈爾訪華期間，陳獨秀對他的批判可謂不遺余力。
例如當年4月23日發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陳獨秀又掃了泰戈爾一筆：“太戈爾來華，有人發起驅象黨來反對他，拿象來比譬東方民族的性質，卻十分恰當。象之龐然自大而實際無能，象之龐然大物而俯首受象奴指揮，叩頭請安而不知恥，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動物中這樣龐大而麻木的沒有第二個。”同一天陳獨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沒有不吃飯的圣人》中又諷刺說：“印度詩圣太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獎金，又如何能見天冥想三小時，到處吟風弄月，只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慮物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