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昨天，三只抽屜式的小木箱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方向明的面前，棕色，陳舊，木紋斑駁。
這種箱子，是上世紀80年代，考古所給每個研究員準備的。
這三只，屬于考古學家牟永抗。他退休后，把箱子留在了辦公室，對同事們說:這些東西，就放在你們這里吧。
2月10日，牟永抗在杭因病去世，享年83歲。這些天，作為他最親密的學生，方向明到老師辦公室整理遺物。
方向明用軟布輕輕拭去木箱上的灰塵，打開箱子，里面有一只只中藥包似的包裹，用塑料繩子捆得很扎實。
當已經有些脆的包裹紙輕輕打開，一塊塊沉甸甸的石鉞、石斧出現在方向明面前：這是牟永抗在野外考古采集的標本。扁平的石鉞邊緣上，隱隱辨得出已經漫漶的字跡:“1981.5.1余杭大觀山”。
這是老師的字。方向明一眼就看出來了，用墨書工整地寫明出土地點，是老先生的習慣。
另一只箱子里，放著修復器物用的工具，還有生銹的大頭針、發黑的小橡皮、只剩半截的鉛筆頭……
一個蹲在泥土前，拿著刮子刮面，用自己制作的竹簽細細剝剔器物，隨著這些舊物的出現而浮現。
1978年春天，當時還年輕的牟永抗，和另一位考古學家王明達，來到海寧徐步橋遺址，為了找出“良渚文化的墓不是平地掩埋”證據，兩人天天圍著太陽打轉：為了辨認墓坑，正光、測光、逆光，太陽什么時候變幻光線，他們就盯著泥土觀察，邊找邊用手鏟剝剔，一天又一天，不緊不慢，不急不躁。直至第一次完整發現并確認了良渚文化的墓坑。
箱子里的舊物，正是浙江一位考古人風吹日曬于野外的記錄。
這就是簡單的技術活，單調，重復，需要耐心。考古所的研究員鄭嘉勵說，“只有‘純正’的田野考古學家，才會做這些事情。”
木箱里每一件來自田野的器物，都無聲地印證著一個學人的日常。“沒有野外，就沒有生命。”牟先生總跟年輕人嘮叨的這句話，猶在耳邊。記者 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