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官員應當用法治思維取代經濟學思維，即便是推進經濟發展也需要采取法治的思維和方式。只有恪守法治，權力方可遠離誘惑；也只有恪守法治，市場公平方可最終實現。
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為官近30年的曹鑒燎，歷任鎮黨委書記、三個區“一把手”，又官至廣州副市長，在新城開發、舊城改造中濫用權力瘋狂斂財，涉案金額高達近3億元。
如此龐大的數額令人震驚，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位副市長所奉行的官場邏輯，媒體形容為一個“億元市長”的“腐敗經濟學”。從擔任鎮領導時，曹鑒燎就開始貪腐，而貫穿其邊腐邊升全過程的主導思維，乃是“按經濟規律辦事”。擁有高級經濟師資格的他，拒絕提拔只為坐地斂財，除非有“含金量”更高的職位。他廣泛結交商人老板，精心構筑自己的“腐敗合伙人”，將腐敗當作項目工程一樣不斷“做強做大”。
梳理曹鑒燎腐敗的軌跡，無疑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訓。但我更關注其所謂的經濟學思維，因為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主導很多地方黨政領導干部的都是這一思維。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刺激下，不僅學經濟學的人大量進入領導干部階層，其他官員也深受熏染。當經濟學思維極端化，官員的眼中就只有GDP，只有各種經濟指標，只有利益最大化。用這種思維作為執政的主導思維，在推動地方發展的同時，也使得權力與資本過度緊密，并對官員個體行使權力產生深刻的潛意識影響，為權力進入交易市場奠定了基礎。
經濟學奉行投入與產出的效益，始終關注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收益。這原本是市場主體的主導性思維，以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每個人都會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當官上，便會將權力導向一個“勾兌”的利益市場，滋生出各種權錢腐敗。從曹鑒燎身上，從這些年落馬的貪官身上，都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特征，那便是他們都有結交商人老板的喜好，這種“朋友圈”恰恰就是在所謂經濟學思維的影響下形成的。
不難看出，對掌握地方發展大權的官員而言，將經濟學思維奉為圭臬，拋棄法治思維，缺乏制度的約束，后果是多么可怕。以權力入股，用權力投資，采取經濟學思維“運作”權力，像曹鑒燎一樣營造起貪腐的產業鏈，實現腐敗效益的最大化。一切都被置于投資回報的經濟利益衡量之下，權力產生腐敗在所難免。
當然，經濟學思維本身并非洪水猛獸，官員無論在推動發展還是公共決策時，都需要有經濟學知識，需要考慮成本與收益，做納稅人最為精明的職業經理人。但這不意味著要將經濟學思維作為權力運作和執政的主導思維，因為在國家的職能配置中，官員是為社會、為市場運送公平正義的，所以法治思維才是執政的主導思維。官員應當用法治思維取代經濟學思維，即便是推進經濟發展也需要采取法治的思維和方式。只有恪守法治，權力方可遠離誘惑；也只有恪守法治，市場公平方可最終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