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中國千姿百態的文壇，公眾該如何加以選擇？
如果我們直面當下的社會文化現象，除了看到商業生活和商業消費文化的畸型發達與繁榮之外，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生活在物質享受的喧囂中變得非常單調。一些人的業余時間主要是吃吃喝喝玩電腦玩手機，中老年人除了打牌、喝酒看電視之外，更是無所事事。這是不是生活的蒼白、精神的停擺呢？
筆者以為其根本原因是缺少了像模像樣的“頂層設計”，而這種“缺少”的核心，則是沒有厘清當代中國文化的現狀、沒有對千姿百態的文化產品作出起碼的界定。
可喜的是，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深改組”對上述問題都給予了十分鮮明的回答。可以肯定的是中央對文化問題的論述和破解文化難題的基本思路，必會成為今后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我們從中看到了有關發展和推動文化事業的總體構想。
這一構想，可分解為3個部分。其一是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要求。毫無疑問，這種對社會事業的要求說到底就是公眾需求和社會追求的有機結合；其二是對中國文化現狀的分類。眾所周知，任何分類的前提都帶有一定的評估性質，而分類的結果自然是事物本身的差別化；其三是作為執政者、作為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在對待當下不同的類型文化時，應該有一種怎樣的政策姿態。很顯然，這最后部分，即“政策姿態”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我看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并努力使其現代化的總體設想，能否在文化事業的建設上有所體現，就主要看中國的文化領導決策部門有沒有一種科學的“政策姿態”！
“深改組”把對發展文化事業的基本要求確定為兩點：一個是“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另一個是“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與文化支撐”。這兩點既有區別又密不可分。從字面上看，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極易理解。但細細琢磨卻頗費思量。因為所謂的文化需求，不但千差萬別，而且還有相當的文野優劣之分，有的甚至還屬于逆文明的、感官式的需求。如果不加區別地去滿足這種需求與趣味，就無異于對維護公眾精神健康責任的放棄。換句話說，文化事業所應滿足的是對公眾健康有益的需求，而不是其他。從個人來說，這種文化滿足，是一種精神上正能量的充電。從本質和寬泛意義上說，這其實是對社會生產力的保護與保養，是為實現中國走向現代國家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撐，也是在為中國積蓄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作長遠的文化儲備。
正是基于這種冷靜理性的認知，“深改組”毫不猶豫地把當前中國文化現象與文化產品分成六大類，即先進文化、傳統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落后文化和有害文化。
對于先進文化無疑應取促其“發展”的政策態度。對于傳統文化則要促使其在原有基礎上的“創新”，這正如俗語所云“枯木逢春”、“老樹發新枝”。而對于通俗文化，“深改組”釋放的政策信號則是大力“扶持”。在不久前召開的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曾經說過，不要把低俗等同于通俗。因此，“深改組”對“有害文化”的政策態度只有堅定的兩個字，即“抵制”。
與這種有害文化有著一定瓜葛的則是“落后文化”。鄙人以為凡帶有封建色彩，或帶有舊時代中摧殘人性、女性、身心健康及正常心智的文化風俗或遺風均屬此類。“落后文化”與“有害文化”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在人類文明進步過程中被淘汰者。因此，唯其落后，方有“改造”之必要之可能。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現象中，最難以判斷也是令決策者最難以把握的，則是處于中間狀態的文化與文化產品。這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廣泛人脈的就是所謂的“流行文化”。早在1980年代，胡耀邦同志就曾經與一些鄙視和反對“流行歌曲”的人士發生過有趣的爭論。他認為，歌曲就要流行，如果不流行還能叫好歌嗎？無疑，耀邦同志對當時頗遭非議的流行歌曲所持有的開明態度至今仍讓人感到溫暖。如今，“深改組”提出對“流行文化”要加以“引導”，筆者以為這種中性的政策態度不乏留有余地的智慧。
相信許多人會與筆者一樣，期望“深改組”釋放的政策信號，能從理性寬厚的政策態度變成一種看得見摸得到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