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高收入國家是我國必須盡早完成的戰(zhàn)略任務。原因有四：首先，只有成為高收入國家才能真正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高收入國家未必傲立稱雄，但游離在高收入國家之外肯定不能真正傲視群雄。據世界銀行報告，近年來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很快，但2013年還排名在全世界第94位。其次，中等收入階段像是一個布滿陷阱的經濟發(fā)展泥潭，很多國家來到該階段后都出現大幅減速甚至停滯，只有快速跨過去才能謀求未來的長遠持續(xù)發(fā)展。再次，當一個國家未能在預計的時間內晉升至高收入國家行列時，不滿和失望情緒就會蔓延，如果這個時間拖得太長，可能演變出政治波動。最后，只有晉級高收入國家后才有能力解決經濟、社會、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當前優(yōu)質教育、醫(yī)療資源稀缺問題，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持無法真正解決。
我國過去30多年里采取的戰(zhàn)略舉措與自身條件以及所處發(fā)展階段是相稱的，經濟獲得高速發(fā)展，現已進入中高等收入階段。按照國際經驗，當一國經濟發(fā)展至該階段時，可能面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當前我國有能力、有條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應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增長不能過早失速；二是無需過度糾結出口、投資、消費比重，應該關注各自結構優(yōu)化。
“只要能夠保證一定的就業(yè)水平，經濟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可以接受”的觀點不可取。
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動會破壞市場信心，造成悲觀預期，投資、消費趨于保守，失業(yè)問題、財政問題、社會問題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間被大大擠壓，形成經濟發(fā)展“陷阱”。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是提高經濟發(fā)展水平、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障社會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的重要條件。我國于1997年前后告別低收入來到中等收入階段，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達到6560美元。未來即使維持人口規(guī)模不變，世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16美元)也不變，在年均7%增速下晉級高收入國家也還需要10年時間，8%增速下需要9年。從國際經驗來看，以這樣的時間長度晉級高收入國家是合理的，而如果速度大幅下滑，則可能出現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保持一定增速的同時，須特別重視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間的關系，由外延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向內涵集約型轉變。外延擴張型增長方式配合強大的政府計劃能力容易形成快速投入和產出，從而大幅提高經濟增速，有利于經濟起步階段的早期積累。而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這種方式面臨技術、資源、環(huán)境等一系列制約因素，不可持續(xù)。下一步應當主要依靠優(yōu)化生產要素組合，通過技術進步、提升勞動者素質、提高資本、資源、設備的利用率來實現內涵集約式增長，降低單位消耗，提高產出增加值，提升經濟發(fā)展質量。
在從中等收入國家變成高收入國家的發(fā)展過程中，完成增長方式由外延擴張型向內涵集約型轉變，是誰也無法逾越的。
為實現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提升增長質量，須扭轉各級政府片面追求G D P的做法，可以在各級地方政府經濟發(fā)展考評體系中納入環(huán)境影響、創(chuàng)新性、投資效率等經濟質量因素。
為了盡快實現經濟發(fā)展階段的戰(zhàn)略性跨越，必須保持“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都有足夠的動力，當前不應過度糾結三者間的比例關系，重點是各自的結構優(yōu)化。
首先，出口所扮演的經濟增長角色不應被弱化。韓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過程中，出口在G D P中占比基本維持在30%以上，直到90年代初接近高收入階段時才有所下降，而1997年后又重新開始大幅上升，到2013年高達54%。而巴西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來，出口在G D P中占比始終沒超過15%，然而卻并沒有因為“看起來合理”的出口比重而成為高收入國家。
更深層次分析，相對于調整凈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優(yōu)化出口產品結構則更加重要。韓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過程中，實現了出口產品從勞動密集型和輕工業(yè)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轉變，而拉美、東南亞等國家則長期停留在低附加值階段。
其次，投資仍然具有戰(zhàn)略地位，現階段控制投資不宜過快過猛，不能盲目“去投資化”。消費增長是個“慢變量”，短期內刻意壓低投資增速來實現所謂的消費占比提高，可能導致經濟增長失速。更重要的是，我國人口現狀、城鄉(xiāng)差別以及所處工業(yè)化與城鎮(zhèn)化階段，決定了當前需要維持一定的投資，其強度和比重不能簡單比照發(fā)達國家。
相對于降低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調整和優(yōu)化投資結構則更為重要。有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慮，簡單地為了G D P而投資，沒有實際的經濟發(fā)展效果，還造成巨大的浪費。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必須厘清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界限，政府投資應集中于基礎性投資以及引導性投資，不斷退出市場已經成熟的競爭性領域，民間投資應當成為全社會投資的主體，并自擔投資風險。
再次，在消費方面，不能簡單觀察比例數據，當前應主要關注消費結構調整。我國消費占G D P的比重約為50%左右，對整個經濟的貢獻度遠遠低于發(fā)達國家水平。2013年，韓國和日本的消費占比分別為67%和80%。但是提高消費占比并不能確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區(qū)國家的消費占比普遍在60%以上，與高收入國家在同一個區(qū)間。阿根廷為82%，巴西更是高達85%。
短期內完成經濟增長模式由投資驅動轉換成消費驅動，還缺乏必要的條件。提高消費是一項漸進戰(zhàn)略，操之過急反而會對經濟造成更大損害。
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謀求長遠發(fā)展，在已經實現了溫飽無憂的前提下，避免奢侈畸形消費，鼓勵發(fā)展型消費，大幅提高居民用于文化、教育、培訓、體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實現全社會人力資本的超常規(guī)積累。
(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