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
賈盛強
于湉
MV中青澀的張靚穎、周筆暢、李宇春
羊城晚報記者 王正昱
電影《我就是我》的海報上，主演標注著華晨宇、歐豪、白舉綱等2013年湖南衛視《快樂男聲》的選手名字，所以人們都會習慣性地說：“哦，那部‘快男’演的粉絲電影啊。”但真正觀看過電影試映的人卻奔走相告：“這是一部紀錄片，拍得太真實了。”就連一向苛刻的影評人周黎明也在微博上寫道：“我沒看那檔電視選秀（《快樂男聲》），但能看出影片（《我就是我》）試圖挖掘一些深層內容，如追逐成功與背叛友情之間的掙扎，就該題材而言，算是非常成功了。”
這部紀錄片的導演范立欣，是首位獲得美國艾美獎最佳紀錄片和最佳長篇商業報道兩項大獎的中國導演。《我就是我》作為一部紀錄片，像商業電影一樣，經歷著投資、制作、宣傳、發行、放映的“洗禮”，最終還要接受殘酷的票房“決算”。這也算是范立欣的一次嘗試：“讓紀錄片和商業片一起在院線公平競爭，不要再像‘二等公民’那樣躲躲閃閃！”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獨家專訪中，范立欣分享了他的這次“試驗”過程。
華晨宇
“紀實和娛樂并不沖突，后者不過是一個包裝”
a當范立欣決定接手《我就是我》時，他的很多朋友很不理解：“你不是一直關注中國的邊緣群體嗎，為什么這次要妥協為一個娛樂節目做‘嫁妝’？”范立欣會叫問這些問題的人先去看電影，“你們看完就會發現，我什么都沒有妥協。”
羊城晚報：你的焦點為什么從邊緣人物轉到了主流流行文化？
范立欣：我從沒看過選秀節目，這次是天娛老總龍丹妮來找我，想要我為選秀節目十周年做一個紀錄片。她說：“你沒看過選秀節目更好，這樣才不會有偏見，才會更客觀。”“偏見”二字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突破口，我答應了龍丹妮接這個紀錄片，但表明我不會去堆砌選秀十年間的影像資料。我決定跟拍一屆《快樂男聲》，集中呈現這些90后孩子在面對競爭的真實狀態。
羊城晚報：你的訴求和天娛的要求完全不一樣，如何化解？
范立欣：我提出要真實紀錄當下年輕人的精神狀態，用一個完整的故事來呈現。我也說服龍丹妮：為什么十年的選秀可以堅持？因為有很多精神性的東西在連續性地支持著。只要把握住這種精神的內核，十年的故事和人物狀態自然就呈現出來了。
羊城晚報：這種精神內核是否就是大眾的娛樂精神？與紀實結合可能不夠嚴肅吧？
范立欣：沒有人規定紀錄片一定是嚴肅的、帶著強烈反思的、并且一定是聚焦邊緣群體的。我之前的紀錄片反映了三峽移民、農民工、艾滋病人等，我并不認為他們是邊緣群體，他們的行為無時無刻都在影響著這個國家最主流的聲音。“快男”也是如此，我用紀錄片去呈現90后這一代人，生命力會比娛樂電影更長。還有，紀錄片同樣也需要娛樂性，不是沒有底線、沒有節操地去抓眼球，而是通過自然的紀實去呈現，娛樂不過是一個包裝。
“拍攝中沒放棄對真實的堅守，對人性的敬畏”
b去年《快樂男聲》還配有一個《男生學院》真人秀節目，24小時記錄下選手們在比賽之外的生活。有觀眾指出，《男生學院》中的很多戲劇性沖突，其實是選手們的“假嗨”。面對一群出鏡欲望極強的選秀歌手，范立欣又如何做到紀錄的真實？
羊城晚報：不擔心拍攝中有選手在刻意扮演嗎？
范立欣：在比賽中被攝像機包圍，下臺后還要接受《男生學院》的24小時拍攝，所以對于攝像機，選手們已經麻木了，必須去配合攝像機，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都需要假嗨”。高強度的壓力之下，他們需要一個展現喜怒哀樂的出口。我的攝像機是跟隨他們時間最長的，在拍攝中我會問一些問題，以平常的姿態進入他們的生活。
羊城晚報：你都問一些什么樣的問題？
范立欣：比如他們下臺時，我就寒暄幾句累不累啊，不要緊張啊什么的。大家成了真正掏心窩的朋友之后，他才會有沖動把內心話講給你聽。而且我向他們保證，絕對不會在比賽結束前把這些心里話告訴大眾。作為拍攝者，我也堅持一些原則性的東西，這是職業素養。
羊城晚報：你內心的底線是什么？
范立欣：不能造假，不能背離事實，不可以強迫任何人來演。簡單地說，是對真實的堅守，對人性的敬畏。特別是要進入到被記錄者的內心，而不是去威逼利誘，對人要有敬畏。
羊城晚報：你曾說紀錄片一定要有批判性，《我就是我》里也有嗎？
范立欣：一部紀錄片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是不能丟的。關于《我就是我》，用不著我在這里告訴大家我批判什么，你們可以去影院里看，自然就會找到答案。批判性不是一個具象的產物，它也需要觀眾自己去領會，你找到的答案，就是符合你價值觀的東西。
“紀錄片為啥不能賺錢，這個思維定式要改一改”
c提到《我就是我》，業內會習慣性地拿同為選秀節目轉制到大銀幕的《爸爸去哪兒》大電影做類比，從而得出結論：“這又是一部靠電視節目圈錢的電影。”這樣的聲音讓范立欣聽著很刺耳，“為什么大家就認為紀錄片不能上院線賺錢呢？”
羊城晚報：《我就是我》是一部圈錢的粉絲電影嗎？
范立欣：《我就是我》不是粉絲電影，它是一個關于青春的故事，關于實現夢想的故事。像華晨宇，來自單親家庭的他其實是為了向世界證明自己并沒有那么差。像歐豪，從一個小漁村來，送過外賣，生活經歷讓他很直白地渴望成功，成功了之后也會有危機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個實實在在的中國年輕人的故事。片子的核心就是年輕人不斷去挑戰比賽甚至生活的規則。
羊城晚報：觀眾總覺得紀錄片不應該上院線掙錢，就應該苦大仇深？
范立欣：我們的思維定式應該改一改。如果做紀錄片不掙錢，那靠什么來維持紀錄片的生存呢？我覺得紀錄片能掙錢是一件好事，意義比商業片掙錢還要大，因為紀錄片包含了對社會的責任，說明觀眾有社會責任心。以前總覺得紀錄片是電影圈中的“二等公民”，做什么都躲躲閃閃的，希望有一天紀錄片能公平地在院線和商業片競爭，甚至成為電影市場的主角，紀錄片工作者能像國外同行一樣享受觀眾的掌聲。
羊城晚報：可以把《我就是我》看成一部純粹的商業片嗎？
范立欣：算是紀錄片和商業市場融合的第一次嘗試吧，它不是完全的商業片，是很強的紀實電影。我希望自己能記錄下這個時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通過我的電影來看清自己所處的時代。
羊城晚報：你會像商業片導演那樣關注電影的票房？
范立欣：畢竟這是我的第一次嘗試，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市場去檢驗吧。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該如何讓觀眾走進影院，可能他們一聽是“快男”，就會有偏見，其實只要去影院看了電影，這種偏見就會被打消。我當然也希望票房能夠很好，這樣才足以證明觀眾是有眼光的，是懂得欣賞紀錄片的，更多的紀錄片工作者才有繼續工作的動力。
關于紀錄片進院線，他希望……
“希望觀眾敢于面對現實”
談到如何讓觀眾能走進電影院去看紀錄片，范立欣直言：“這個很難。生活壓力本來就很大，大家去影院總是想看一些輕松搞笑、善于造夢的電影，沒人想去直面現實。”
范立欣覺得《舌尖上的中國》是一個好開端，“至少它讓觀眾開始在電視上主動去看紀錄片。與電視紀錄片相比，紀錄電影的力量更加集中。我們不光要看故宮、長城那樣的史料片，還要關注當下的生活啊，特別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精英群體，應該更多地肩負起社會責任，不要每天忙得只剩下賺錢了。”
“希望紀錄片拍得更好看”
《遷徙的鳥》、《海洋》是中國觀眾較為熟悉的紀錄電影，拍攝者在美學上的造詣登峰造極。“紀錄片要拍得好看才會有人來看啊！”在范立欣看來，能符合這一標準的中國紀錄片還很少，“在中國幾乎找不到一部拍得很好看的紀錄電影，總是給人一種混亂的即視感（注：源自法語“Deja vu”，譯成“幻覺記憶”，指未曾經歷過的事情或場景仿佛經歷過的似曾相識之感），觀眾怎么會愛看呢。像《舌尖上的中國》，把美食拍得讓你有饑餓感，觀眾能不愛看嗎？”
“希望投資人接受不賺錢”
對于紀錄片工作者在尋找投資方面遭遇的困難，范立欣有些看不下去，“中國投資人想的都是怎么才能賺錢，很少考慮電影所承載的社會責任。而電視臺都在講收視率，不會不計回報地投資一部拉不到廣告的紀錄片。而國外的公共電視臺不考慮任何商業營收問題，只講究社會收益，還有很多商業基金資助助紀錄片的拍攝，投資人不計回報。中國目前還做不到這一點，投資人接受不了拍一部不賺錢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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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張偉推
洗腦版《想唱就唱》
電影《我就是我》將選秀金曲《想唱就唱》找來不同歌手進行演繹，昨日，大張偉版本《想唱就唱》的MV公布，堪稱“電音洗腦版”。
這支MV曝光了很多歷屆選秀的快男超女的鏡頭，其中很多造型都頗有些“殺馬特”和“非主流”。這些鏡頭被網友戲稱為“藝人最想銷毀的‘黑歷史’”，再加上大張偉版本《想唱就唱》的電音效果，竟然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
在“神曲天王”大張偉的版本里，洗腦效果倍兒爽，很多網友表示“《想唱就唱》被大張偉玩壞了！洗腦的節奏讓人根本停不下來！”還有網友因為大張偉的版本忘記了原唱，直呼“給大張偉跪了！請收下我的膝蓋！”（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