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７月２３日在報道貪官畢玉璽妻子王學英出庭受審時，配了一幅法警一手拉著王學英、一手指向旁聽席的照片，下面的說明是：“庭審結束，王學英被帶出法庭時，其女兒、女婿欲站出來跟她說話被法警制止。”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被告人在法庭上不得與親屬說話和接觸。我曾以兼職律師的身份出過幾次庭，其中一次當被告人走進法庭看見自己的老母親、想打個招呼時，法警立即嚴厲予以制止；另一次，被告人的妻子千里迢迢從外地老家趕到法院旁聽，開完庭后想與自己的丈夫說幾句話，但法官不允，命令法警將被告帶上囚車押走，妻子只好朝著丈夫的背影大喊一聲：“家里人都好！”
為什么被告人不能與親屬說話？站在執法為民、以人為本的角度來審視，這種久而久之成習慣的做法卻未必能獲得正當性的支持。
首先，與親屬說話是人性使然。被告人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對家人的思念不可避免，而家人也對被告人在里面的狀況充滿擔心，親人相見，近在咫尺，卻不能接觸，連問候一聲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告訴對方一些簡單的信息，如家中老人、小孩的情形，被告人在里面的身體狀況等，這是何等的無奈和折磨！
其次，在開庭前、開庭后或中間休庭的適當時間，允許被告人與親屬說話，對案件審理不會造成干擾。此時案件已經偵查機關偵查終結、公訴機關起訴至法院，有關證人證言和其他證據已經成形，不存在串供、偽造證據等問題。即使出于這方面的擔心，也可由法警在旁邊予以監督，告知其談話內容，而大可不必一律禁止。
記得去年在耶魯訪學時，有一天，我去當地法庭旁聽一個案子，開庭后，有一個婦女急急趕來，悄悄地坐到我的旁邊。一會，陪審團進去討論案子，被告告訴法官，那位婦女是他的妻子，他想去與她談談。法官慈善地點點頭，我也知趣地離開座位。他們談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我看到重新開庭時，被告的心情顯然好多了。
其實，在我國的有些地方，個別法官也開始允許被告人與其家屬簡單地打打招呼，甚至當被告人請求法官允許他的家人給他一枝煙抽時，也能獲準。只不過這更多地像是一種恩惠，而且由于沒有形成制度，也就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規范性。建議最高法院統一發文，允許被告人與其家屬在法庭上進行適當的接觸，使被告人與其親屬的說話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權利。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法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