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到，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并充滿信心地預言：“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 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
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以及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形式多樣的對敵宣傳攻勢，很快成為瓦解敵軍的利器。
1939年3月，舒同在《晉察冀軍區部隊最近政治工作概況》中統計，兩個月內，4個分區共寫標語21370條、散發傳單79000份，“凡是接近敵人的房屋、樹林、廁所、室內外, 差不多滿布起來了，并相當帶藝術化。”不少日軍士兵撿到我軍的宣傳品后偷藏在身邊經常翻看，有的把標語抄在日記中，有的把傳單寄回國內家中。被俘和投誠日軍中，一半以上帶著印有“持此通行證，我軍保障諸君生命安全，并以同志對待”內容的通行證。
利用夜暗條件，對日軍碉堡或據點進行喊話、唱日本歌曲，被我軍形象地稱作“上夜課”。1943年深秋，反戰盟員石田雄到山東文登縣城據點喊話。敵人正想開槍，石田雄用優美哀傷的男高音緩緩地唱了起來：“夜半人靜月更明，寒光斜射照進窗。期待在渺茫異國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傷……”歌聲隨風吹進碉堡，日本士兵思鄉厭戰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們很難受。”
給前線官兵送慰問袋是日本的風俗。日軍侵華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人每年收8至12只，里面裝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較精致高檔。隨著戰事的發展，到1941年，每人每年僅能收到3只，所裝物品質量也大大降低。針對這種情況，我軍每逢春節、櫻花節、盂蘭節等日本傳統節日，都將裝有煙、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問信的慰問袋分送至各日軍據點外，借機開展政治宣傳。1943年4月，八路軍渤海軍區敵工科的同志折了幾支含苞待放的櫻花和慰問品一起裝進袋子里，夜間放到隴海路北側東海縣桃林鎮敵軍碉堡外，然后喊話離開。第二天一早，再安排親我的偽鎮長派人將慰問袋送進碉堡。日本兵誰也不敢動，怕有爆炸物，就讓送去的人退到碉堡圍墻外解開袋子，里面有煙、酒、櫻花、慰問信，還有一首根據唐朝詩人杜牧名作《清明》改寫的詩：“清明時節雨紛紛，堡上官兵欲斷魂。櫻花美酒何人送？嶺樹村煙八路軍。”后來，據偽鎮長反映，日軍小林隊長看了信和詩后情緒低落，對前途感到茫然。
1941年，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還在延安廣播電臺開辦了每周2次的日語廣播，主要報道太平洋戰況，以及在延安的日本人的生活情況和邊區情況，駁斥日軍的欺騙宣傳等。八路軍日籍女戰士原清志成為最受日軍歡迎的播音員。她1937年3月來到中國，11月參加八路軍，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面對我軍強大的宣傳攻勢，日軍喟嘆：“中國軍與武力戰并行的思想戰，其巧妙令人佩服。”“因為華軍的反戰宣傳，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動搖，實在難以指揮。”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大會
從敵人到同志
由于我黨我軍深入貫徹寬待俘虜政策，通過采取尊重其民族和生活習慣、對有傷病的日俘及時進行治療、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給予物質生活優待、安排部隊領導人接見、召開日俘歡迎歡送大會等多種方式，解開日俘的心結，戳穿日本軍國主義的謊言，使成百上千的日軍官兵紛紛舉起反戰的旗幟，加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的行列。這些日俘還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反戰組織,掉轉槍口對準日本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