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檢討會上，陳誠拉下老臉，并不顧忌同鄉的情面，借著整肅部隊軍紀作風的名義，對湯恩伯橫加批判指責，將豫中敗退的責任幾乎全都歸罪于湯恩伯所率部隊的“四不和”，即將帥不和、軍民不和、軍政不和和官兵不和。方策、魯滌平、馬乘風等高級將領及河南省政府的大員們，還在會上厲色指控湯在中原會戰中的“十大罪狀”。時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黨政工作總隊長少將劉培初，也跳出來按陳誠會前所定調子，狠批湯恩伯，并聲言要求蔣介石予以嚴懲，勿縱罰魁。在陳誠的脅迫下，湯恩伯昔日驕橫不世的威風頓掃一空，只好硬著頭皮檢討自己在豫中會戰中所應承擔的罪責。當然，與蔣鼎文長達八頁將近7000余字的《關于中原會戰潰敗原因之檢討報告》的誠懇態度絕不相稱，但也多少打掉了這位專橫跋扈的悍將的威風和囂張氣焰，達到了陳誠召開檢討會的預期目的。
湯恩伯(1898-1959)，浙江金華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1926年投靠蔣介石，成為蔣的親信。1934年因進剿江西蘇區有功，1935年4月由陸軍第13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晉升為陸軍中將。抗戰中期成為主政河南的一方諸侯，開始瘋狂擴軍，著手建立自己的派系，其主要將領有王仲廉、石覺、陳大慶、張雪中等，當時與陳誠、胡宗南并稱為黃埔系的“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蔣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戰役遭到慘敗后，蔣便開始肢解湯的派系，湯的嫡系部隊13軍從此再也不交予湯指揮。
1941年，河南省因連續兩年大旱，赤地千里，二麥絕收，秋禾亦多枯萎，八九月間蝗蟲又起，遮天蔽日而過，莊稼被其吃光，百姓無以為生，成村整莊地棄家逃難。災民紛紛沿隴海鐵路逃往陜西，沿途餓殍滿地，樹皮都被逃難的災民吃光，物價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為了活命，許多人被迫賣掉了自己的妻子兒女，僅只能換到四升糧食。但湯恩伯這時卻無視河南百姓的苦難，他的十幾萬軍隊的糧餉仍然要向窮到骨髓里的河南百姓強征，從而造成許多“無人區”。因此，凡湯軍過處民怨鼎沸，老百姓將其列為當時河南省的“四大災害”(即水、旱、蝗、湯)之一。當時豫西的土皇帝別廷芳雖死，他的隊伍仍由兒子和部將劉杰卿率領著。這批地方勢力以“地方自治”和“治安聯防”為名，公開喊出“寧讓鬼子來燒殺，不愿湯軍來搜刮”的荒謬口號，蠱惑河南平民倒戈幫助日本人到處襲擊湯軍。湯軍各部這時成為驚弓之鳥，只要聽到槍聲就丟盔棄甲，奪路而逃，或者干脆相率繳械投降。三十一集團軍總部直屬部隊曾被地方民團包圍在一個寨子中而全部繳械，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雖然僥幸逃脫，但因電臺丟失，與總部失去聯系。據說有一次湯恩伯的衛隊也被民團繳了械，湯本人化裝成燒飯的伙夫方才逃了出來。湯恩伯所轄的三十六集團軍的總司令李家鈺就是在豫西被平民百姓打死的，戰后總結時湯恩伯卻將其謊報為“洛陽撤退中犧牲”，事后還在成都為李召開追悼會，并追贈上將軍銜。
隨后日軍飛機轟炸了西坪鎮的八廟村，湯恩伯感到清油河地形太過開闊，目標比較突出，住在澗場安全沒有保證，于是就將他的行轅搬到清油鎮以南七八里地的老虎溝八龍廟，住進了建造較為講究的邱家祠堂。為了通行便利，還令工兵營連夜修通了七八里的簡易公路，并架設了電話，老虎溝儼然成為他的私人領地，戒備森嚴，凡人百姓不得進入。他的隨員幕僚及“八大處”則仍駐扎在清油河。
1944年4月，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節節敗退，日軍很快便攻占了長沙、衡陽等10座城市，西南各省遂致危急。貴州方面的守軍張發奎不斷向蔣介石告急。11月，蔣在無將可調的情況下，便又啟用賦閑在陜南的湯恩伯出山，任其為黔桂湘邊區抗敵總司令。湯遂于11月上旬經大嶺觀、荊紫關、老河口，又乘船由長江巴東轉抵重慶受命。12月初，獨山縣陷落，陪都重慶震動，國防部急調湯恩伯部孫元良的第29軍，由四川入貴州解圍。1945年3月湯旋被任為陸軍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并兼任滇黔戰區前線總指揮，率部參加桂柳追擊戰和湘西會戰，收復獨山和廣西桂林等大片國土，中原敗績的恥辱方才被一床錦被暫時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