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李學炎的題詞
1937年，李學炎(右)用可塞式飛機送周恩來回延安后留影 1937年，國共兩黨為了民族大義，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過程中，曾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執行向延安空運經費的任務，同時兼顧中共領導人的交通聯絡之責。也正是那段進出延安的經歷，讓他接觸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蓬勃生氣與民族氣節。這位飛行員名叫李學炎，抗戰期間服役于陳納德將軍旗下中美混合團，曾領軍摧毀42架敵機。1949年后隨國民黨空軍撤退臺灣，2014年去世，享年102歲。這位老人長期把這段經歷深埋心底，直到臨終前才公布出來。 紅軍地上走，他們天上炸 李學炎，廣東梅縣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學校三期，高級飛行訓練時被分配到轟炸專業，相繼飛過道格拉斯O-2MC(時稱“大達機”)、可塞式(Corsair)以及諾斯羅普(時稱“諾斯洛普”，Notthrop Gamma 2E)飛機。航校三期原計劃于1934 年底結業，但由于當時國民黨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進入高潮，前線的國民黨軍急需飛行員駕機轟炸蘇區縱深，因此把航校教員都征調走了，甚至連三期準畢業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飛行尖子，去為第五期新生帶飛艦隊式(時稱“弗力提”，Fleet)初級教練機。而等到10月，航校又收到支援前線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駕駛教練機去參加內戰。 對當時的國民黨空軍來說，對地攻擊的最佳型號當屬新到貨的諾斯羅普單翼飛機，但考慮到國共交戰的江西山區地形復雜，單翼機的轉彎半徑遠大于雙翼機，所以最后決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 Corsair)教練機上場，它們被分配到中央空軍第2 隊，隊長是王勛(即王叔銘)，副隊長王伯岳，三名分隊長則是“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后歸來的原東北空軍老將孫仲華、李世珍、王星垣。當時第2隊的駐地是江西南昌，機場就在鄱陽湖畔，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機后座熟悉當地環境，飛兩趟后再被放單飛。其實，當1934年10月李學炎去第2隊報到時，中共中央和紅軍已經決定放棄蘇區向西突圍，開始兩萬五千里長征，而國民黨空軍則一路尾隨，追炸不止。當紅軍進入四川后，國民黨空軍為支援負責圍堵的胡宗南部隊，多次派機轟炸中共首腦機關駐扎地松潘。1935年7月17日，云南航空學校畢業的國民黨空軍第3 隊副隊長朱嘉鴻帶著廣東航空學校畢業的隊員郭詩東，共同駕駛編號為“305”的道格拉斯飛機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襲擊紅軍，結果在名為“色耳古”的地方被紅軍擊落斃命。事情僅過了半個月，8月3日，已調入第6 隊的李學炎也奉命空襲松潘，當天領隊長機由已升任第6 隊隊長的王伯岳駕駛，其后座上端坐李學炎的同期同學、準尉見習官謝集泰，沒想到這架長機也步了305 號機的后塵，在低空掃射時被紅軍機槍擊落，兩人當場殞命。此戰之后，李學炎又多次駕機經過現場，還能發現那架飛機的殘骸仍留在山頭上。 當中央航校四期結業后，又有四名新隊員來第6隊報到，其中楊國健和俞蔭椿兩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駕駛“605”號機空襲四川金雞關的紅軍陣地時，因導航失誤撞到荒山上，無一幸存。
從長沙到廣州
1936年注定是中國命運大轉折的一年，盡管付出巨大犧牲，工農紅軍依然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氣概結束了長征，在陜甘寧交界處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而隨著日本侵華步伐日益加快，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全國民眾以及國民黨內部其他實力派的強烈反對，隨之發生一連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與廣西桂系軍閥白崇禧、李宗仁聯合舉兵反蔣，由于廣東空軍實力不俗，蔣介石特命中央空軍將配備新式諾斯羅普轟炸機的第2、9隊轉調湖南長沙，不時前往廣東與廣西邊界偵察，監視兩廣部隊是否有北上跡象，其間也曾遭遇對方飛機攔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經接觸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槍走火。
兩廣事變最終以廣東空軍被蔣介石重金策反，陳濟棠下野流亡而告終，中央空軍則全盤接收原廣東空軍的人員和物資，其中李學炎隨第6隊進駐廣州天河機場，對他來說，這可是回到了廣東老家，母親特意從梅縣趕來與他相會，而李學炎的同學更是在當地完成終身大事。
到了12月間，李學炎因患上傷寒住院，沒想到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在西安強逼東北軍、西北軍“剿共”的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等愛國將領扣押，南京國民政府采取“打談并舉”的路線，命令中央空軍第6 隊急調洛陽，擺出轟炸西安的架勢。這次調動中，只有李學炎一人沒法前往，等到他出院后，就直接調到新成立的中央航校廣州分校(即之前的廣東空軍航校)，擔任第八期飛行生的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