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樁“叛亂案”和一位名叫李國安的戰俘有關。李國安在韓國戰俘營里，曾經參加話劇隊演話劇，臺灣還發了一紙獎狀，表彰他為臺灣宣傳的功績。李國安就向戰俘營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臺灣后能進軍中康樂隊。到了林口“心戰總隊”，上面卻不理會李國安想去康樂隊的申請，直接分發李國安到部隊當兵。幾次向上頭反映，卻得到“沒有辦法，這是上級命令”的答復。李國安心里十分氣憤，頻頻抱怨上了國民黨的當。
分發部隊服役后，空閑時間，總和李國安等四、五位戰俘朋友湊在一塊談天說地。李國安不管旁邊有沒有人，破口大罵國民黨不守信用。
某日，李國安牢騷滿腹，高聲大罵：“國民黨不如共產黨好，我們從前被共產黨俘虜，人家還不曾欺騙過我們呢！國民黨是騙子！還在我們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將來有機會回大陸，身上刺了這許多反共標語，我們是兩頭不討好。”當時有人提議，大家在臺灣舉目無親，何不結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難或者遇有病痛時，也方便彼此有照應。
可能是李國安講話口無遮攔，遭軍中特務“政治戰士”向政治部檢舉，李國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國安供出我們結拜兄弟的事。不久，我們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會我作的任何辯護，硬栽給我一項莫須有的重罪：“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第一審，我們五個人有兩個被處死刑，三個人被判無期徒刑，我被判無期徒刑。
審訊過程中，我們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經歷。我雙手被捆綁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務啟動鉸盤，把我高高吊起，他大聲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認？”我搖頭表示不承認，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這時，我的手腕痛徹心腑，兩手幾乎脫臼，實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頭認罪。
我們五個人里頭有一個是山西洪桐縣人，恰巧第二審的軍法官也是山西洪桐縣人，他詳細審閱了全案的檔案數據，軍法官很同情我們的境遇。他輕聲說：”你們五個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識字，怎么可能‘組織叛亂團體’呢？”他當場訓誡：“以后你們這些孩子講話要當心了，不要再亂講話。”
我的無期刑期，經軍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關押了五年期滿后，因為沒有人敢保釋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漢、和瘋子關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監禁長達十年，其間，還被關到火燒島(綠島)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韓國戰俘營當過我們隊長的退伍軍官出面作保，我才終于獲得自由。剛到臺灣時我才二十三歲，出獄時，已經快要三十好幾了，大好青春歲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記得在我出發上朝鮮戰場前夕，曾經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說我要去朝鮮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張全家福照片給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沒我的消息，以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門口掛上一只“烈屬”木牌，大陸政府按月送錢給我母親。“烈屬”木牌，保護我家兩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臺灣開放赴大陸探親，我才一償回鄉夙愿。
本文摘自《看歷史》雜志2010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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