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更早出現的由比利時另一個漫畫家創作的小男孩“丁丁-呂丁”，薩杜爾認為很可能就是丁丁的藍本，但當他在書中用兩個頁碼擺出《丁丁-呂丁》的封面和一頁內容，譯者卻沒有理會上面的文字——也許是因為埃爾熱否認丁丁跟這個人物有關，所以譯者覺得丁丁迷只要看看他的模樣是不是有點像丁丁就夠了？
不過，凡事大概都有兩面，薩杜爾選擇問答體，不加修飾、不加注解，這樣做除了可能向丁丁迷提出挑戰，也是有好處的，比如，讓埃爾熱得以展現他作為“永遠的童子軍”的一面，而且是通過他自己的口語化的語言一點一點地說出來，并非后人進行的所謂客觀的歸納總結。
事實上，跟訪談相比，書中穿插的埃爾熱自己講的故事更容易閱讀，也更生動。
比如，在他的筆下，一切是以最自然不過的方式開始的：像多數男生一樣，“英雄兒童”的形象從小就占據埃爾熱的腦海。他在讀小學的時候，圖畫課成績是所有科目當中最糟糕的，理由就是老師布置的作業跟“英雄兒童”無關，而是鐵柵欄之類的常規題目。于是他策動了一次自己稱為“報復”的行動，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日當天，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幅愛國主義作品，“在大量彩色粉筆的渲染下，比利時軍隊打得德國軍隊落花流水”，效果是那么出色，就連剛剛給他的圖畫作業判不合格的老師也被感動了，以至于要求再看一次他的圖畫作業，只不過，看完以后，老師覺得應該維持原判，還是不合格。
那一年他十二歲。
當時他的名字還是喬治·雷米。前一年，1918年，他加入了童子軍，“因為我是童子軍，所以我開始把一個小童子軍的故事講給其他童子軍聽”，由此誕生了《冒失鬼巡邏隊長托托爾》，1926年開始在《比利時童子軍》連載，從此他也有了筆名，叫做埃爾熱。
1929年1月，在一份報紙副刊上，丁丁誕生了，“有點托托爾弟弟的感覺，一個當上了記者的托托爾，但骨子里還是童子軍”。
多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接受薩杜爾采訪時，埃爾熱依然毫不掩飾自己對童子軍經歷的態度，說這給了他積極的影響，尤其是他的反問，“做好事，熱愛和保護自然與動物，努力堅守承諾，這難道可笑嗎？”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聽來仍然有著不同尋常的震撼力。
由此想到美國作家羅伯特·福格姆的《我要學的都在幼兒園學會了》，又或者更早一些的意大利作家埃蒙多·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跟埃爾熱的反問一樣，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同一個問題：小時候，不僅有“人之初，性本善”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大前提，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接受的原則也是好的，榜樣也不缺少，就只是從幾時起，漸漸有些人還是做了另外的選擇，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反過來，自己之所以會一邊覺得吃力，一邊還是愿意仔細看完《丁丁與我》，說到底，也是因為一切能夠證明赤子童心仍然存在且繼續受歡迎的例子，比如埃爾熱和他的丁丁，以及舒爾茨和他的查利·布朗，就像劃破黑夜的星光那樣叫人感到踏實，感到溫暖，而這樣的星光是永遠不會嫌多的，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