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華（作者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中文系）
出處：文藝理論與批評 2005年第3期
一、人性的嬗變
孟子認為善是人的本性，而人類之所以“為不善”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外在的社會環(huán)境所造成的。而此時孟子似乎已經找到了人性“善”“惡”之爭的結合點和切入點。人其實“本善”，是時代，是社會，是環(huán)境，不斷逼迫著人發(fā)生著不易察覺的變化。生存就是一種變相的悲劇性存在。人性中的善惡糾纏就像黑夜與白晝一樣，而人性的交替是在時代和環(huán)境的“光合作用”下的一種有機嬗變。“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① “女人從孤獨與隔絕的深處，悟出了她生活的個人意義。她對過去、死亡、時間的流逝，有著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對她心靈的、她肉體的、她思想的冒險懷有著深厚的興趣，因為她知道這是她在人間所擁有的一切”。②
《玫瑰門》正是以一個童年女孩兒在喧囂混亂不平衡的歲月中，生澀迷茫地穿越生命之門為線索，用她善良純真的眼睛見證了婆婆司綺紋“永不定格”的嬗變的一生。司綺紋受過“五·四”自由平等風氣的感染，追求過愛情婚姻的自由，但最終仍未擺脫封建家庭的壓力而成了莊家大少奶奶。在莊家，父權制度構筑的貞節(jié)牌坊始終壓抑著她，丈夫棄家外出尋歡，放棄了一個男人對家的責任。無論她如何在家庭的經濟困境中施展才能，恪盡婦職與母職，供老育小，她得到的報償不過是丈夫的厭惡、凌辱和公公的惡毒、蔑視。為了獲得做妻子應有的權利和境遇，她真誠地懺悔自己在初戀中的一時迷茫，忍受著新婚之夜的肆意侮辱和出去尋花問柳的丈夫，千里迢迢帶著兒女去和留宿妓院的丈夫團聚，但得到的仍是無盡的羞辱、冷漠和仇視。她也爭取過離婚、再婚，卻只得到稍縱即逝的幸福和額上永遠的疤痕。年深日久，生存境遇的壓力，守活寡的性壓抑，導致性的惡性爆發(fā)。她以性為武器，對道貌岸然又羸弱無能的公公發(fā)動攻擊，用亂倫來顛覆男性權力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當然這是以個人尊嚴為代價的。借用尊嚴的喪失，力圖挽回一個女人應得的權利。亂倫的威脅是對男性文化“以毒攻毒”的抗爭。她在特定的境遇中，發(fā)生了出乎意料而又意料之中的嬗變。這個具有雙重性格的司綺紋，她受壓抑而變態(tài)的性心理，轉化成一種窺視癖，窺視自己兒子媳婦的性生活，跟蹤監(jiān)視兒媳與大棋的性交往，甚至當少女蘇眉受到流氓性騷擾時，她不是用母性的情感去撫慰受傷害的心靈，反而對蘇眉細加審問、盤查、責怪，還偷看她的日記……，這時的司綺紋已經失去女人的本質意義而有意無意地轉變成男性權力文化的有力幫兇。
如果說《玫瑰門》通過司綺紋的描寫來達到抨擊人性惡的話，那么《大浴女》則是通過人性細膩的解剖張揚理想的人性。《大浴女》敘寫的是章嫵與尹小跳、尹小帆母女兩代在感情（性）方面的恩怨糾葛。書中的核心人物是尹小跳，小說的全部故事幾乎都是圍繞著她而展開。她少年時代就目睹了一個“吃屎的城市”，懷著對父親的愛和忠誠，對母親出軌行為的掩蓋，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在她的心里，既有對年幼妹妹的關愛和呵護，又有潛意識的仇恨（出于對母親和唐醫(yī)生的恨，在尹小荃落井的時候不施援助之手）。而她對方兢的愛和對這份愛的服膺，一開始就是以迷失自我、放棄自我為代價的，以至于方兢所有的反復無常、荒唐放縱都被尹小跳愚昧地合理化，她一開始就是以受虐的心態(tài)接受著他的為所欲為。這種近乎“偉大”的毫無原則的母性包容，受制于幾千年來男性中心、男性本位思想的統(tǒng)治。尹小跳對愛情無保留的身心的絕對奉獻，隱含著在文化不止和現實規(guī)定下女性被逆向強化的深刻悲哀。但同樣是面對男人的致命傷害，她沒有走向司綺紋是陰鷙扭曲，而是走向了更為博大的人生境界。全書最有意味的一句話莫過于“人生是追求完整的，而這個世界上最完整的東西莫過于一顆破碎的心了”。因為破碎，才更為清醒；因為破碎，才會承載更多，涵納更多，擁有更多；“破碎”成了反哺和滋養(yǎng)自身的養(yǎng)料，她獲得了足以抗衡塵世的自我平衡的心靈力量，及至多年以后再見到方兢，“她愿意以自己現在的這種形象去看他，鎮(zhèn)靜的，揮灑自如的”，在精神上戰(zhàn)勝了方兢。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了陳在，但最終又以棄絕了這愛，拯救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一個內心清潔臻于完善的自己。作者以抒情寫意的筆致歌詠了她“內心深處的花園”：“她驚奇自己能為人們提供這樣的一個花園，這樣的清風和這樣的愛意……那兒是全世界最寬闊的地方，我不曾讓我至親至愛的人們棲息在雜草之中”，這樣，鐵凝便試圖以尹小跳的成長來完成對理想人性的想象性、理想性書寫，從而表達對理想女性的呼喚與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