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份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后，研究者紛至沓來。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人們認為，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會幫助世人窺視這個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并從中了解近代中國的變遷。歷史學家也希望通過這一經歷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自己來記錄、還原歷史的真實。
蔣介石日記公布至今已經有六年了，蔣介石日記的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如何？近日，以蔣介石日記研究為依據的《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的三位作者———北京大學教授王奇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金以林在一起進行了對話。
研究20世紀中國繞不開蔣介石
王奇生：蔣介石日記發(fā)表已經6年，前面幾年基本是一個炒作的階段，日記出來是具有新聞的效應，但是真正從日記出來到研究成果出來是有一個周期，這個周期五至六年很正常。
汪朝光：研究20世紀中國史蔣介石肯定是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不了解蔣，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紀上半年的中國歷史。但真正從學術角度出發(fā)，比較厚重的研究還是很缺乏的。因為流行的那些書，說好聽一點，屬于普及性讀物，說不好聽連普及性都說不上。
蔣介石愛讀經書對獨裁者印象好
王奇生：這本書可以說幾乎每一篇都是創(chuàng)新。我們就是想舉一個例子，某一個問題的某一個觀點，以前是怎么看的，現在有什么新的看法。你的某一個問題，以前是怎么看的，現在給你顛覆了。
金以林：書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寫的，講1932年的蔣介石。1932年，除了“一二八”滬淞抗戰(zhàn)沒什么事。蔣1932年的日記我讀了三四遍，這一年對他的變化和影響很大。
1932年以前的蔣，更多的是在追求軍權跟黨權。他1924年當黃埔軍校校長，1927年北伐，1928年北伐，北伐完了就內戰(zhàn)，從蔣桂戰(zhàn)爭到中原大戰(zhàn)，一直在忙黨內的各種問題，始終沒有提到國家政權建設。1932年以后，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年初總結他下野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就是覺得他跟知識分子很疏遠，他要調整跟知識分子的關系。
1932年后，他系統(tǒng)地找了一批頂尖學者給他講座———像王世杰，當年是武漢大學的校長；像翁文灝，是清華大學的代理校長。蕭一山給他講清代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教育他去找胡適談。后來，他把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里了。翁文灝最后做到了行政院長。王世杰抗戰(zhàn)前做教育部長，抗戰(zhàn)中做外交部長。
以前老說蔣介石跟政學系如何，我個人覺得，讓政學系這些人來管理國家，實際上國民黨黨內反對的力量很多。但是，國民黨黨內，無論是軍事干部還是黨務干部，他們管理不了國家。從1932年以后開始，蔣介石開始考慮怎么建國了。
汪朝光：蔣介石日記對于近代史的研究還是有一些發(fā)現。比如說最后一篇的讀書史，這填補了一個空白。比如龔育之寫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我覺得確實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研究，即20世紀的上半葉，中國領袖在讀什么書。
蔣的讀書史，確實要看蔣的日記，否則他讀什么書別人不知道，如果回憶錄里涉及，可能也沒那么完整，但是蔣的日記里有詳細的記載，今天看了什么書，看了書之后有什么感想，這樣就便于我們做這個研究，我覺得這個是填補空白的。
再比如說，《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蔣個人成長的歷史，如果不依靠這個日記，確實很難做出來。
王奇生：毛澤東喜歡讀歷史書，蔣介石喜歡讀經書。毛澤東是絕對不讀經書的，兩個人的重點完全不一樣。毛澤東尤其喜歡讀野史，蔣是絕對不讀野史的。
我原來對蔣讀經很不以為然，我覺得讀經對他的人生有影響。就是說一個人的權力到了頂點，沒有制約，這個時候很容易走極端，很容易為所欲為。但是蔣是在權力沒有制約的情況下，最后沒有走極端，沒有成為希特勒，這跟他讀經有很大的關系，他這種修身養(yǎng)性，確實對他個性和行為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