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暴動失敗以后的時期，正是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導中國共產黨繼續(xù)走向武裝暴動的時候。我們對這條路線，曾表示過相反的意見。我們認為，現(xiàn)在中國的形勢發(fā)展大體會這樣：工人群眾會暫時離開政治舞臺；黨的力量會被削弱，雖然不排除農民持續(xù)暴動的可能。與此同時，軍閥混戰(zhàn)趨向平息和無產階級罷工運動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經濟生活會出現(xiàn)初步的恢復，工商業(yè)也會因此多多少少活躍起來。這種活躍，又一定會帶動工人罷工斗爭的復興。在大環(huán)境的轉變之下，在正確的策略之下，共產黨必然能夠重建它與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新的革命高潮到來后，這樣的黨，是能夠把工人暴動與農民戰(zhàn)爭有機結合起來的。這就是我們的立場，這就是被蘇共當權派罵作“取消主義”的內容。
在漫罵以外，蘇代表對中國最近兩年的事情，還說了什么呢？首先他說：“一九二八年的中國工業(yè)與商業(yè)，可以看到相當?shù)幕謴哇E象。”
他繼續(xù)說：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萬工人罷工：一九二九年，罷工的人數(shù)，已經達到七十五萬；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運動完全鞏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發(fā)展。”[3]。
很顯然，我們必須十分謹慎地對待共產國際發(fā)表的資料，蘇的資料也包含在內。但是，暫且不管那數(shù)字可能的夸大，蘇的報告，完全證實了我們在一九二七年年底與一九二八年年初的預測。
不幸的是，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與中共中央，卻完全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評估形勢的。僅僅在第六次大會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武裝暴動的口號。但是，除了不斷地否定過去，中共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正面指導。經濟恢復的可能性，從沒有被黨認真考慮。罷工運動發(fā)展到很大的規(guī)模，但黨是游離于運動之外的。假使共產國際領導層，不是那樣愚蠢地指責反對派是"取消主義"，而是如我們一樣及時了解形勢，那么中共一定會比現(xiàn)在強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人運動中！這還有一點懷疑嗎？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二次革命中最高潮時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產黨影響下的工會擁有二百八十萬工人。但是現(xiàn)在，按照蘇的報告，全中國的"赤色工會會員"只有六萬人！這些可憐的“領袖”，已經犯了無數(shù)的錯誤，已經卡在死胡同里爬不出來，還厚著臉皮在亂罵什么“托派叛徒”。他們以為用這套整人的小伎倆，就可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治組織。這就是"實干家" 斯大林培養(yǎng)出來的好弟子！
十六、蘇維埃與革命的階級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見，蘇維埃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國革命各階段的轉換中，蘇維埃會占有什么位置呢？它的命運，是與什么階級的勝利息息相關呢？
北伐時期和武漢時期，斯大林說，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起動" 以后，蘇維埃才可建立。正因為如此，蘇共政治局完全跟隨在斯大林之后，頑固地拒絕了反對派提出的蘇維埃口號。
“蘇維埃的口號，不表示別的，而是要即刻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組織無產階級的政權。”（摘引“政治局對反對派政綱的書面答復”，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時正是上海政變之后，武漢叛變之時，斯大林企圖證明蘇維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這樣說：
“但是假使無產階級有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他們是不會以此為滿足的。他們會向共產黨說（而且他們將是對的）：我們有了蘇維埃，而蘇維埃是政權機關，為什么我們不能壓資產階級讓步一點？不能沒收他們一點？這時，假使工農代表蘇維埃已經存在，而又不采取沒收資產階級的路線，在群眾眼里共產黨人就變成吹牛大王了。在革命的現(xiàn)階段上，采取這種路線是可能與應該的嗎？不，我們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