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掛上農村金融自治村的牌子，我們農民貸款就不找行長找村長了。”浙江省臺州市三門縣濤頭村村民楊天杰告訴記者，今年他圍了30多畝塘搞養殖，但海水養殖的資金投人高，還好農行三門縣支行給濤頭村整體授信3500萬元用于養殖業，他輕輕松松貸到了20萬元。“以前，別的金融機構的農戶聯保貸也就給個3萬元至5萬元，利息也高，現在農行的貸款不僅方便，利率還低了30%多，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楊天杰說。
長期以來，農村金融供給嚴重不足，普惠金融的理念到底該如何落到實處?一項被稱作“農村金融自治”的新嘗試，近來被引人浙江的不少鄉村，成為村民自治的一項新內容。通過金融自治，農民貸款只要找“村長”，無需挖空心思找“行長”;能否貸款，由“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商量公示，銀行再審核發放，從而使普惠金融最大的服務群體———農民，獲得了便捷、實惠的基礎金融服務。
以“五最”為紐帶破解農戶貸款“五難”
嵊州市甘霖鎮上蔡村是個三面環山的小村莊，全村各家各戶多以種植果樹、苗木或養殖業為生。36歲的村民李向陽，一直懷揣著一個“大農場夢”，然而由于資金不足，他的花木基地只有3畝地。“規模上不去，銷路也成問題。”李向陽也想過貸款，但不認識銀行的人，手續也不知道，又沒啥能擔保的，碰了幾次壁后便放棄了。
“李向陽的經歷反映出農民需求與金融現狀的矛盾，在農村很有普遍性。”正在甘霖鎮掛職擔任鎮長助理的農行嵊州支行副行長馬慶華告訴記者，一方面農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滿足不了，另一方面銀行發展農村金融又面臨著“五難”，即“可貸農戶難選、放貸額度難定、貸款用途難管、管理成本難降、銀行風險難控”。
在長期服務“三農”的探索中，農行浙江省分行發現，村兩委最適合成為農民與銀行之間的橋梁，因為“他們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管控農村的物權，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時識別農戶貸款風險，最能協助銀行化解農戶貸款風險。”
“以村兩委的‘五最’作紐帶，是破解農戶貸款‘五難’的最好著力點。”農行浙江省分行行長馮建龍介紹說，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農行浙江省分行開展了“農村金融自治”模式試點，目前已授予全省205個行政村以“農村金融自治村”的稱號。截至9月底，這些自治村的貸款余額7.15億元，惠及農戶5858戶，還沒有發生過一筆逾期。
金融自治讓“魚與熊掌兼得”
作為普惠金融突破口，農村金融自治不是作秀，需要真正讓農民得實惠;而作為銀行，做普惠不是救濟，要有效益，才可持續。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的難題拷問著普惠金融的智慧。
馮建龍告訴記者，農村金融自治，其核心是“六自”流程，即“客戶自薦”，農戶向村兩委提出貸款需求，經村兩委公開篩選出誠信農戶向農行推薦;“擔保自組”，農戶提供村兩委認可的保證人;“借款自主”，貸款經過農行審核簽約后，農戶在額度和期限內隨時通過“惠農通”等渠道獲得貸款;“用款自律”，村民對貸款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確保貸款用于合法生產經營和生活消費;“服務自助”，農民足不出村就可通過“惠農通”機具辦理;“守信自勵”，農行為每個村、每個農戶提供的優先信用額度、利率優惠幅度等政策直接與各自的金融自治情況掛鉤，促進誠信風氣。“目的就是為了讓誠實守信、勤勞肯干的村民都能有尊嚴地獲得金融服務。”他說。
“一戶當老賴，全村不答應。”臨海市上盤鎮勞動村也是農行的金融自治村，原村委會主任、上盤西蘭花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周榮仙說，他們村所有農戶都種植西蘭花，通過農村金融自治模式，貸款金額有1300多萬元。貸款還沒到期，許多村民已經迫不及待籌錢，想著還貸了。“曾經有個年輕人借了農行15萬元，可能到期無力償還，這消息馬上被鄰居知道了。不用銀行說話，村里家家戶戶都盯著他，實在不行幫他墊錢也要還上。”周榮仙說，“因為一戶人家的信用會影響到全村的信用等級，影響貸款額度和利率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