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此后，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發展，新常態這一概念逐漸為人們所熟知。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概念，新常態又該如何客觀看待？在新常態下，改革又該如何推進？
何謂新常態，弄沒弄清楚？
2012年、2013年，我國GDP均增長7.7%，2014年預期目標是7.5%，上半年為7.4%，中國經濟告別了過去的高速增長。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看來，這是新常態的一個首要特征，“經濟增長率從原來的10%左右，逐步過渡并穩定在新的均衡點上”。
分析認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將成必然趨勢。這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入看，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今后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也難以大幅提高。
與一些媒體認為的“新常態即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不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元春表示，在本質上，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從傳統的穩態增長向新的穩態增長邁進的“大過渡時期”，它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而不是馬上就要步入新的穩態增長。
“它是一個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的過程，一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產物?！眲⒃罕硎?，因此，中國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是結構調整，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的過渡過程。
如何看待這樣一種新常態呢？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培林認為，新常態的基本特點，主要是由我國與前沿國家的技術差距決定的，是由經濟基本面因素變化決定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比過去十多年有所降低，但與全球范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較高水平，“識別新常態，要點是客觀，而不是樂觀或悲觀”。
增速緩下來，坐不坐得住？
中國社科院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以來，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有過穩定提高，但是，在2011年達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貢獻率一路下滑，2013年降至50%。同期，外需對增長的貢獻率更是急劇下挫。2010年以后，不僅連續三年為負，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點。相反，投資的貢獻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貢獻率提升了10個百分點以上。
數據顯示，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仍不合理。在舊常態下，貨幣刺激、投資驅動已成思維定式。如今增速緩下來，能不能坐得住，能不能習慣非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人們已經認識到，目前的調控思路不是出臺大規模刺激政策，而是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落實減政放權。
劉元春表示，在新常態時期，中國宏觀調控需要強調在面對趨勢性回落過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啟動刺激政策來治理結構性的回落。另一方面，還需要強調“主動作為、底線管理、區間調控”，在經濟可能觸及底線時，主動采取“微刺激”，并及時“微調”與“預調”。
“在一個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都存在易變性的時期，區分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最好的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業底線和通脹底線，另一方面要守住風險底線。因為沒有明顯的失業、沒有普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局部風險不演化為系統性風險，是經濟在潛在水平附近相對健康運行的標志和顯示器。抓住這些底線，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觀經濟潛在水平的大致區間和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眲⒃赫f。
如今，不能再被短期速度問題所牽制，而忽略了中長期的結構問題、發展方式問題。劉培林表示，新常態下，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必須逐步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多元的創新。
習近平在8月18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強調，我國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我們必須認識到，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不斷推進科技創新，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魄力夠不夠？
舊增長模式遺留下的一些問題，比如產能過剩突出、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企業創新能力不足、財政金融風險等，這些都是新常態不能回避的問題。
劉培林稱，中國現階段的新常態，有兩方面主要任務：眼下比較緊迫的是化解舊常態下形成的一些經濟、金融和社會風險因素；同樣緊迫但意義更加重大、影響更為深遠的任務，則是通過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新常態離不開扎扎實實的改革與行動”。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不管是穩增長還是調結構，都要求建設一個有活力的市場和有為、有效的政府。
遲福林建議，要盡快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常態：以建立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為目標，盡快形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行動方案；以規范地方債務、改變政績考核體系為重點，盡快形成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制度約束；繼續加大簡政放權力度，全面實施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推進市場監管從行政監管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變，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能。
“今年乃至未來2~3年，把握增長、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的趨勢，更有賴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边t福林表示，在宏觀政策調整的同時，不為短期的經濟干擾所動，跳出短期看中長期，跳出速度看結構，跳出政策看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動力，以形成平衡、協調、可持續的增長新常態。(本報記者 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