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清末思想家、著名實業(yè)家鄭觀應的著作。張之洞評價此書“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然而，有著如此先進思想的作者本人，終其一生，卻時時顯露出“人格”的分裂文/雪珥
1895年4月20日（農(nóng)歷三月二十六日），江蘇布政司鄧華熙，向光緒皇帝發(fā)出了一道奏折，鄭重推薦一本書：《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薦書的三天前（4月17日），李鴻章已經(jīng)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馬關(guān)春帆樓，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條約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場急風暴雨，開始迅速滌蕩中國知識界。
鄧華熙所推薦的這本《盛世危言》，儼然成為那只呼喚“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緒皇帝命總理衙門將該書印制2000部，發(fā)給朝中的高干們作為學習材料。《盛世危言》一時洛陽紙貴，人人爭讀。在這本書的忠實讀者中，有時年37歲的康有為，也有時年29歲的孫文;而一個還在湖南韶山牙牙學語的嬰兒，日后也向美國記者斯諾坦言，這本書對他的少年時代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這個嬰兒，名叫毛澤東。
這本暢銷書的作者鄭觀應，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兼思想家。這一年他53歲，正在輪船招商局擔任總經(jīng)理（總辦）。
千手觀音呼風喚雨
在晚清歷史上，鄭觀應的確可以說是“千手觀音”。作為職業(yè)經(jīng)理人，他在外資、官督商辦及民營企業(yè)縱橫捭闔。最風光時，同時擔任五六家知名企業(yè)的總經(jīng)理，絕對可稱是當時的“打工皇帝”。
鄭觀應是廣東香山人，那是一個盛產(chǎn)買辦的地方。16歲那年（1858年），鄭觀應“高考”落第。雖榜上無名，卻腳下有路。他離開家鄉(xiāng)到上海追隨其叔叔，順利進入英商寶順洋行實習。當時，他的另一香山同鄉(xiāng)、比鄭大4歲的徐潤，也在這家公司當學徒。
鄭觀應的外企職場生涯相當順利。兩年不到，他就開始管理寶順洋行的絲樓及輪船攬載事務。當1867年寶順洋行在全球金融風暴中倒閉時，鄭觀應無論在經(jīng)驗還是資金的積累上，都已經(jīng)可以單飛，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棧擔任翻譯，不久便盤下了這家茶行，經(jīng)營兩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葉生意。同時，他還成為外資企業(yè)“公正長江輪船公司”的董事，并參與上海最早的外資駁船公司——榮泰駁船公司的經(jīng)營。英資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輪船公司后僅兩年，鄭就出任該公司總買辦。這一年（1874年），他才32歲，登上了外企華籍員工的頂峰。
此時，鄭觀應的年薪已在7000兩白銀以上，還有不菲的辦公津貼（按當時行情，一般為年薪的5～6倍）。當時，一畝良田的賣價，亦不過6兩白銀。鄭觀應的收入中如果再加上傭金、分紅和自己的投資，據(jù)估計年入銀高達100萬兩以上，遠遠超出一般買辦1萬～5萬兩白銀的年收入。
頭上頂著外資名企（太古洋行絕對是當時的世界500強，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燦爛光環(huán)，兜里揣著叮當作響的真金白銀，“千手觀應”鄭觀應并沒有成為一個守財奴，而是積極地將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錢捐官外，還開始大力參與上海商界的籌捐賑災活動。這個廣東人，迅速融入了官場上的江浙幫派，并贏得了李鴻章、盛宣懷等人的青睞。
年輕的鄭總在政界的投資迅速結(jié)出果實。1880年，李鴻章邀請鄭觀應加入大清國第一家官督商辦棉紡企業(yè)——上海機器織布局，擔任副總（會辦）。機器織布局權(quán)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補道、總經(jīng)理（總辦）彭汝瓊和鄭的關(guān)系總是不諧，導致企業(yè)籌建進展艱難，甚至連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鴻章見狀不妙，便將彭調(diào)開。已經(jīng)捐官混到了廳局級（道臺）的鄭觀應，順勢成了新的總經(jīng)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權(quán)威，壓制了新調(diào)來的官方代表龔壽圖、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過程中規(guī)避了“姓公姓私”的無聊問題，以公開募股的辦法，超額籌集到50萬兩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