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該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近日，這一問題引發了學者與官員的熱烈討論。
6月27日，在首屆中國創新發展論壇上，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經濟日報原總編輯艾豐在主持“城鎮化與政府定位”對話時，一上來就給官員學者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城鎮化發展中，評價政府的行為經常用到3個詞：到位、越位和缺位，怎么劃清這3個位？”
艾豐認為在城鎮化和政府行為這個問題上，理論和實踐上有一個難點：城鎮化不是純經濟問題，不能完全用價值規律和市場手段來解決。因此政府在城鎮化中應承擔什么職責？起到什么作用，是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對于一些地方政府提到城鎮化時經常使用的“政府主導”一詞，艾豐表示質疑。他說，“政府一主導就容易包辦，大包大攬，也就容易越位、出問題。”為此，在最新發布的《新型城鎮化理論與實踐系列研究報告》里，他們把“政府主導”全部改成了“政府引導”。
這番話引起了在座學者與官員的共鳴。“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為什么在城鎮化過程中會出現政府越位、缺位的問題？原因是政府對權力的邊界沒搞清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研究員認為，首先要明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雖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寫著“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實際工作中遠遠沒做到這一點。由此才出現很多官員親自上陣當運動員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多是可以通過市場化、通過企業家解決的。“市場能夠解決的就該讓市場解決。政府該做的是搞好規劃、市場監管、生態環境保護、彌補市場的缺陷以及維護公平等。”
湖北省十堰市副市長李發平在談到他們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體會時說，“沒有一流的規劃就沒有新型城鎮化。千萬不要以為按照政府主觀意愿，讓農民上了樓，轉為城市戶口，就是城鎮化了。城鎮化，必須要解決農民的出路問題，必須解決產業支撐問題。”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則提醒政府官員，搞規劃要講科學，不能干預太多。不管是越位還是缺位都可以概括為“錯位”，就是該干的沒干，不該干的干了。在當今要解決錯位的問題，首要的是解決好社會保障缺位的問題，要保障進城農民工的孩子有書念，能看病。
天津市南開區副區長谷云彪說，解決缺位、越位的問題，關鍵是搞清楚這個“位”是什么，否則就不清楚自己是越位還是到位。“位”就是政府的職責。要明確政府和市場、企業、老百姓之間權力的界線。
他將城鎮化進程中政府的職責概括為三方面。第一，政府要提供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包括空間的規劃、土地的使用等，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到位。第二，產業規劃要跟上，現在有的地方城鎮化就是讓農民上樓，由此帶來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問題就在于產業沒有規劃好。第三，加強社會管理。
魏后凱強調，推進城鎮化應該是“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農民自愿，成本分擔”，城鎮化的成本更多地要依靠市場解決，應該建立多元化成本機制。農民必須要自愿，不能被城鎮化、被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