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于以公平正義和可持續為核心的經濟政策認識和使用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實踐探索過程。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
當時，面對美國人習以為常的繁榮的消失，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很多地方出現的騷亂和反饑餓游行，不滿情緒在諸多地區蔓延，退伍老兵川流不息進入華盛頓安營扎寨，與警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農民也行動起來阻止拍賣喪失贖回權的抵押品運動，表面上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受到沖擊，聯邦政府不惜動用陸軍來平息事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佛失去了總統位子，羅斯福繼任。羅斯福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貨幣貶值、作物控制、刺激就業、聯邦救濟、田納西流域實驗、減輕債務負擔、金融改革等。這些舉措的背后出現了一種傾向,那就是政府很樂意擴張其作用范圍，這實際上就是后來人們所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縱觀羅斯福以來的商業史，美國的政治家們不斷變換使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羅斯福試圖在自由企業制度和政府主導的經濟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從而把“資本主義”管理起來，以致創造了后來被稱之為的“積極政府”、“干預政府”等，使得美國在1941年后迅速形成一種所謂的“混合經濟”。“二戰”為現代政府干預經濟事務提供了機會，也似乎肯定了凱恩斯赤字開支理論的正確性。二戰以后的冷戰使聯邦政府權力得到大力擴張。1946年頒布的《就業法》把充分就業作為政府的責任，政府要積極干預，以實現充分就業、充分生產和充分消費，這似乎開啟了美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先河。
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等憑借著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朝鮮戰爭等吸引了無數大公司參與，政府主導地位可見一斑。肯尼迪為走出艾森豪威爾后期的經濟放緩局面，主張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林登·約翰遜以“偉大社會”留下了一個偉大改革者的標志：低通脹加上高就業使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這10年中，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4.7%，宏觀經濟調控也由此獲得可信度。尼克松的真正興趣在外交事務，但是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諸如凍結工資和物價，終止美元兌付黃金的兌換保證，單方面終結了《布雷頓森林協議》，對進口貨物征收10%的附加費等來應對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
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了經濟的“滑鐵盧”，人們似乎感到凱恩斯主義失去效應，私有化、聯邦政府的財政保守主義，以及減稅的呼聲此起彼伏，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納德·里根提倡自由市場和精簡政府。后來，克林頓采取平衡預算來應對老布什留下的財政赤字局面。
這大約是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奧巴馬不是急于實施刺激政策，而是采取結構調整的原因之一吧。前總統克林頓在《回到工作中去》這本書中分析了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和積累的過程，指出把主要精力放在金融產品開發和房地產開發上，并把實體產業轉移出美國，最終導致大量勞動力沒有就業機會，社會收入差距擴大，多數人難以購買金融產品和住宅，最終引發危機。美國政府的經濟管控政策也是在歷史長期的發展中逐步成熟的。
根據歷史經驗，短時間內，部分經濟指標轉好并不意味經濟走出低谷；同樣，短時間內，部分經濟指標變壞也并不意味經濟就進入低谷。
讀史可以明鑒。對于今天的中國，當前很多經濟數據不僅需要從經濟上來理解，還需要從歷史和政治上來解釋。而且經濟指標和數據未必能夠說明全部事實。理由是一些統計指標形成于19世紀末葉，是用來描述悠閑經濟活動的，而我們當前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時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經濟社會全球化改變了一切：金融工具日新月異，科學技術不斷創新，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等等。在全球化下，對經濟基本面的判斷至少應包括GDP增長率、失業率、政府預算赤字、經濟體的經常項目、外債占GDP的比重、出口收入占總債務的比重、進出口數量限制、進出口關稅和出口稅等。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經濟危機的機理還是沒有說得很清楚。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一樣。對于那次危機，狄克遜·韋克特說，“究竟是生產過剩，還是生產不足，是銀行的運作和方法的創新，還是希望或恐懼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陽黑子，這些并不清楚”。
根據歷史經驗，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對決策者和政策研究者來說最大的忌諱就是過早樂觀。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一看到復蘇跡象出現，就對新政期間建立起來的一些重要機構進行削減并實施增稅政策，結果使經濟大蕭條卷土重來，一發不可收拾。這樣的現象也發生在1990年至1991年的美國經濟衰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