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們已經讓24萬多陜南貧困人口搬出秦巴山區(qū)。在陜南，10年內我們扶貧式搬遷人口目標是240萬！”電話中，陜西國土廳一名負責人頗為大氣地對記者說。
扶貧搬遷240萬人，所需資金大致688億元，這僅僅是陜西移民搬遷的一部分。
法治周末記者日前從相關部門獲悉，陜西除在未來9年中實施上述龐大計劃外，同時在陜北革命老區(qū)的黃河沿岸及白于山集中連片的特困地區(qū)，計劃用10年移民搬遷59萬貧困人口。有業(yè)內人士估計“兩項龐大扶貧工程所需資金幾近千億人民幣”。
法治周末記者獨家觀察發(fā)現，陜西省政府之所以能“豪邁大氣”，是在這場耗時計劃10年的浩大工程背后，有著樂于“埋單”的三大地方國企，即延長石油、陜西煤化、陜西有色。有這三家國內能源新貴的雄厚財力支撐，足以讓陜西在國內搞出有聲有色的民生工程。
不過，作為一項尚在“試水”中的“社會創(chuàng)新管理”，法治周末記者觀察到，陜西的“勸富濟貧”，也經歷了一個探索實踐過程：從早期首先在民營企業(yè)范圍內，引導陜北煤老板與企業(yè)所在地的村組“結對幫扶”，到直接引導企業(yè)讓利于民實現“利益共享”；再從在國有資本收益預算中單列“社會公平調劑基金”，到直接引導國有能源企業(yè)參與地方龐大民生工程，陜西“兩步走”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治理理念漸次明晰。
作為一項“頂層設計”，盡管十六屆四中全會中便明確提出“利益協調”機制，但各地并未大面積“試水”，陜西借助行政乃至財稅手段大膽試行，頗有首吃螃蟹的味道。
煤老板的
“礦群利益協調”
“村礦利益共享機制，是我們積極化解礦區(qū)由貧富差距引發(fā)的各種利益矛盾，在神木縣店塔鎮(zhèn)、府谷縣新民鎮(zhèn)等地的實踐經驗基礎上提出的。實施幾年來已被當地企業(yè)與群眾廣泛接受。2011年乘陜西煤改東風，我們向全市試行推廣。”榆林市一名副市長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按照這位負責人的說法，榆林“村礦利益共享機制”的建立，也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從神木、府谷開發(fā)之初煤老板獲利后自發(fā)為當地村民修橋修路，到地方政府出面有組織地實施“結對幫扶”，再到前兩年神木、府谷兩縣動員煤炭企業(yè)家捐助成立數十億的教育、醫(yī)療慈善基金，一路走來有明顯的“勸富濟貧”的特色。
法治周末記者調查了解到，在當地政府的大力倡導推動下，2005年府谷的劉彪曾出資8000萬元，為煤礦所在村莊建起了40套3層別墅，稍后，被稱為榆林首富的高乃則出資7.5億元為自己的家鄉(xiāng)建起60多套別墅、萬頭養(yǎng)豬場和兩所大型農業(yè)示范園。
“其實，煤老板的捐款主要是響應政府號召。2010年我們府谷57位煤炭企業(yè)家一次就捐了12.8億元。第二年的4月，神木縣政府牽頭的醫(yī)療衛(wèi)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的三大公益慈善募集活動中，一次就捐了38.18億元。”曾經首應府谷政府號召、個人捐款已達1億元的府谷縣興茂集團黨委書記黨忠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記者發(fā)現，在試行“勸富濟貧”之前，陜北當地早已開始探索并將之“制度化”。相關資料顯示，10多年前神木縣店塔鎮(zhèn)政府，便開始了以“噸位煤抽取一定環(huán)境污染補償費”的做法，由基層政府統一收取后，統一解決礦區(qū)群眾的塌陷補償等問題，用以化解“礦企矛盾”。
“2009年開始，我們府谷新民鎮(zhèn)要求全鎮(zhèn)村企聯建黨支部，讓17名企業(yè)所在的黨支部書記到煤礦擔任民調(民事糾紛化解)副礦長，組織當地農民入企就業(yè)、本地農民外搞運輸、村民以占股1%的方式參與煤礦經營，以利益紐帶將礦群雙方緊緊綁在一起。”府谷新民鎮(zhèn)東溝煤礦負責人余侯兵告訴法治周末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