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現代性具有內生原發性質
中國文學、中國美術現代性建構的邏輯起點究竟始于何時？西方漢學界的主流看法是，既然從“天下”意識形態轉向個體性的民族國家，從傳統的“宇宙主義”(天人合一)走向辯證斗爭是中國現代性的標志，那么，很顯然，回應西方文學、藝術的挑戰即為中國文學、藝術現代性的開始。據此，1916年胡適的“文學改良八事”，或1918年魯迅的《狂人日記》，便可視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點。國內文學史界、美術史界大都屈從這一看法，美術史家在撰寫現代史時，大都習慣性地從1918年的“美術革命”開始著墨。
上述觀點換個方式表述即中國文學、美術是“被現代性”，被“現代化”的。這一判斷，可以說是中外學者多年來構建中國近現代文學、美術敘事框架的思想基礎與價值準則。事實上，從18世紀以來，西方的一些主流學者就在亞里士多德“希臘人天生就是自由的，東方人天生就是奴隸”偏見的影響下，步調一致地認為中國缺少現代性所必備的自由精神。如孟德斯鳩曾作出過這樣的結論：“在那個地方（中國）的一切歷史里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黑格爾研究了“亞細亞社會”及生產方式后甚至說，“亞細亞社會”已偏離了人類歷史的普遍進程，屬于“已被揚棄的‘文明’”。M.韋伯也明確斷言，中國根本不存在走向現代的社會文化背景。不難看出，西方學者看法的共同落腳點是，無論從政治制度、生產方式，還是思想資源上看，亞細亞社會都不存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原發性因素與動力，而只有依賴于西方資本的入侵與文化的植入，中國才有可能完成由古典到現代的歷史跨越。一句話，中國只能“被現代化”。在美術史界，蘇立文、高美慶、科恩等人運用這一模式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美術的現代化即西化。
然而，上述觀點雖然堂皇，卻與明清之際社會發展的史實有著巨大的差異。據學界近年的研究，最晚至明嘉靖年間，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普遍產生，“工商皆本”、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為主要內容的近現代經濟思潮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在政治思想上，則出現了由皇權至上向人民福祉至上，由“私”向“公”，由特權人治向法治轉化的現象。此一時期，思想文化界的成果尤為豐碩，從王陽明的心學到李贄的個性解放之論，構成了正統思想之外的早期啟蒙思想，其核心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論基礎上的新理欲觀與情欲觀，以及獨立的個性精神等。據這些豐厚的史實，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已具有現代性的萌動，其現代性的發生，和西方一樣，具有內生原發性質——這是我們從明清之際社會發展的史實，而不是從既有的概念和敘事模式出發所得出的結論。
由明中晚期藝術家開啟的中國美術現代性
在文學界，漢學家普實克就極其敏銳地把文學體裁的轉換作為現代文學在中國發生的表征。在他看來，在明代，隨著向“市場”出售作品的新型文學家、藝術家的出現，詩歌藝術開始讓位于小說和戲劇，后者的世俗性質、“市民趣味”及新敘事模式便構成中國文學的早期現代性。
明末的美術現象更有說服力。中國畫及至明末，筆墨已高度成熟，自律性地上升至“程式化”的高度，即筆墨已超越所描摹的自然物象，自在地構成具有抽象審美價值的語言。晚明三大家中，徐渭以“潑墨”的方式徹底擺脫了寫實的糾纏，將中國畫提升至“寫意”的高度；陳洪綬則醉心于人物畫各種線紋的變化與組合；至于董其昌的山水，干脆如清人錢杜所說：“有筆墨而無丘壑。”語言的獨立性，加上“市場”體制所帶來的畫家的職業化身份，以及在早期啟蒙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個人主義”(個性化)，再加上為滿足新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而形成的世俗化取向，便構成了中國美術早期現代性的三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