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書畫作偽“技藝”何以能在短短的數年間便“突飛猛進”、并頻頻“得手”呢？作者認為它與以下這幾個因素有關：一、書畫造假已進入高科技時代。贗制書畫固然歷史悠久，但傳統型的造假總是以手工來操作，因此仿品難以真正達到行家眼中的“高仿”狀態?，F在則不然，自有人陸續發明了書畫投影、放大、定形之類的儀器及仿真印刷器械后，加上這幾年借助電腦仿制名家印章技術的“普及”，使得書畫作偽的幾處技術“瓶頸”終被打開。二、網絡、數碼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藝術與圖書市場的繁榮，為書畫造假業提供了潛在支持。如今書畫作偽者獲取任一名家真跡作品及有關藝術創作的信息渠道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選用作偽母本或尋找外圍參照物顯得極為便利，這給造假帶來較大的“變通”與隱蔽空間，鑒定人辨偽與取證的難度則大增。三、做為抵御書畫作偽有效力量的鑒定人材出現了嚴重斷層與滯后現象。四、大眾媒體及藝術傳播機構對書畫偽作缺失嚴格的把關監管機制。近一段時期，一些作偽與售假者沆瀣一氣，有意將仿造的某些名家偽作公開出版到某名家作品專集里或刊載到相關的書刊中，也有的打著“學術研討會”或舉辦“某名家作品特展”旗號將眾偽作拿到專業場館作集中展示，不少作偽還“借”大眾媒體“造勢”以誤導社會公眾。
作者多年置身于國內藝術品市場從事書畫鑒定與收藏的專題研究工作，出于維護“國粹”藝術圣潔的心愿和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通過梳理與遴選，在此就具有“高級仿品”意義的五種作偽手法及其疑偽（文中對本人認定的偽作皆以疑偽字樣表示，說明只是個人觀點）成品進行披露與剖析，祈望能給廣大藝術品收藏愛好者帶來提醒與警示作用。
一、儀器+絕對克隆
“絕對克隆”系常見的一種書畫作偽手法，俗稱“下蛋”造假，意即從一母本生出若干子本來。具體指作偽者主觀上力求像復印機一樣將某位書畫名家的某件作品（原件或影印件）原原本本，一成不變地復制出來。事實上，傳統書畫造假也常用此法，只是因造假者純以徒手操作，故極少做得到筆墨與造型都十分接近于母本，而往往是顧此（筆墨）失彼（造型），或反之顧彼失此?，F在情況已大不一樣，好些作偽人以特殊器械來協同作偽，則完全可使子本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母本。
二、相對克隆+鑒定名家題跋
“相對克隆”與“絕對克隆”的不同，是作偽人在進行一對一克隆時有所“變通”，此處專指有意不復制題款，而以其他方式替代的作偽。“相對克隆+鑒定名家題跋”作偽術的形成多多少少與作偽的操作程序有關：先是書畫贗制，一般總是先操作該成品的“主題內容”或稱“表現題材”部分，若“順利”（不滿意可棄之重來），則再施作“末道工序”——署假題款；再是據稱造名家的題款難度不小，它常使作偽“前功盡棄”，故有作偽者“發明”了一種不直接做假題款，而改用“讓鑒定名家題跋”的花招。如此一來，成品非但貌似有題款，而且還有一個“證明其系真跡”的“證詞”，豈不是“兩全其美”？
圖1“任伯年作品”是南方某拍賣行2006年秋季競拍物，畫的是傳說人物鐘馗像與“半個”鬼，畫面無本款，而有當代著名鑒定家謝稚柳在右上方作的“任伯年鐘馗圖 謝稚柳題”題跋，并有六方規格大小不一的鑒藏印鈐蓋于畫的下方，使該畫似乎顯得較完整充實。面對圖1這樣一件經鑒定名家“掌眼”的畫作，或許一般的藝術及收藏愛好者對它不會起疑心，何況此畫的藝術質量并不差。不過，筆者還是出于鑒定工作的“職業規范”去查閱了有關任伯年作品的資料，結果在一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版的《徐悲鴻藏畫選集》大畫冊P114將圖2找了出來。經比對兩圖的筆墨與造型狀態可知，圖1“相對克隆”自圖2，原作母本有作者本人的款識，母本原作材質偏舊，紙已發赭黃色；疑偽作品底色雖白，但全紙遍布著霉點——此系人為做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