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臉說：‘既然金先生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干過的事情，那我們就只有去警方報案了！好像金先生在大陸那邊的時候，名聲也不是太好？”
“盡管我已經完全相信自己做局的事完全敗露，但是我也明白，僅僅單憑他一面之詞，沒有我那兩位朋友的作證，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因為他們倆參加競價事先都按規定交過押金，合理合法。我借口上洗手間，去那里迅速給那兩位同樣也是來自大陸的朋友通了電話，他們倆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哥們決不會出賣朋友！那人肯定是訛詐……’”
“打完電話后，我心里更加有數，回頭就跟那位臺灣主管說：‘如果你剛才是跟我開玩笑就算了，我不跟你計較。要是你當真，我會跟你對簿公堂，香港是法制社會！誣告是要遭到法律反坐的！’”
“那個臺灣人不緊不慢地對我說：‘錢呢，你也不忙領，等警方把事情調查清楚了再講……’”
“又等了一周，沒等到拍賣行的電話，也沒等到警方的調查詢問，我簡直是度日如年。第10天上午，我硬起頭皮再度走進拍賣行。真是見鬼！那位臺灣主管見到我又是拍肩膀，又是打煙上咖啡，就像見到一位好久不見的老朋友，此前他威脅我要報警的事情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最后怎么著？你們猜猜看……這一回呀，我不但將那筆拍賣玉筆筒的錢上稅后一分不少地進了賬，還就此成為了那家拍賣行的合作者！怎么合作？當老千，我給他們當老千！此前他們是試探我抗威脅的能耐，看我在東窗事發時能不能夠冷靜應對。后來那個臺灣主管還告訴我，他是在現場從我和兩位朋友使眼色交流叫價的小動作上看出破綻的，他建議我往后在現場表情要更加自然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