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來，我國各類社會組織數量激增。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5萬多個，其中社團25萬多個，民辦非企業組織20萬多個，基金會2500多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將不同的社會工作承擔、對接起來，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橋梁。
盡管如此，我國社會組織發育還很不夠。據民政部門統計，如果按人口比例算，我國每萬人擁有的社會組織數量只有法國的1/90，美國的1/40。而每萬人擁有的社會組織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化程度和社會組織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當前，培育社會組織、激活社會力量，成為各級政府推進社會管理的重要抓手。一些地方放寬社會組織的準入門檻，實行直接登記，并由政府購買服務。浙江省寧波市組建全國首個外來務工人員志愿者總隊，全市現有志愿者70萬人，外來務工人員注冊志愿者近2萬名。同時，全市3年投入資金1100萬元，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400多個，滿足社會差異性需求。
社會的自我管理和成長離不開社工。今年4月，中央19個部門和群團組織聯合發布了《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該規劃針對社工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急需加強的薄弱環節，提出要實施好10項重點工程。
廣辟渠道推動公眾參與社會決策
2011年3月，黃健翔、孟非、陸川等多位知名人士通過微博發動“拯救南京梧桐樹”活動，將南京因修建地鐵移植梧桐樹事件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一場“拯救南京梧桐樹，筑起綠色長城”的活動隨即展開，不少南京市民走上街頭，為樹木系上了綠絲帶，表達自己的不舍和反對。隨后，南京市政府正面回應，表示愿意公開征集民意，進一步優化建設方案。
今年4月起，吸取移樹事件教訓的南京市探索在重大市政工程開工前實施“綠評”。這一探索讓公眾真正參與到城市管理之中，有效解決了城市建設與保護之間的矛盾。
近年來，人們通過意見表達參與社會管理已經成為常態。大到政府的財政預算、城市規劃、改革方案，小到社區建設、污染治理等，公眾均表現出強烈的參與意愿，而參與的方式則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逐漸從“激情”轉變為“平和理性”的參與。
網絡的發展為公眾的理性參與提供了更豐富的渠道。2006年勞動合同法(草案)在網上公布后，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曾收到近20萬條網民意見。2011年3月公布的車船稅法(草案)二審稿對原草案進行了大幅調整，這也與開門立法征集來的大量網民意見密切相關。
為推動服務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互動，杭州市近年推出開放式決策：市委全委會、常委會邀請基層黨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務會議和市長辦公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代表和媒體列席，并進行網上直播。
正如一些專家所言，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有能力化解矛盾并實現動態穩定的社會。通過正常的理性渠道不斷釋放社會壓力，就不會形成矛盾的積壓與疊加。公眾的理性參與只有獲得各級黨委政府的積極回應與互動，其能動性才會不斷提升。
當然，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我國公民意識和能力的培養依然任重道遠。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認為：“我們現在提倡公民教育，就是要讓公民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和必要的維權能力，這是社會自治能力形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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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綜治辦主任 譚學軍
讓億萬流動人口把他鄉當故鄉，是社會管理的一大難點。而在首批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城市之一的湖南省長沙市，越來越多的外來流動人口正在改變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調查顯示，現居長沙的流動人口94.5%喜歡這個城市，87.4%表示愿意融入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