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使用竊聽器嗎？”他反問。
“我不用這么初級的辦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種場合私密環境下說的話拿出來給你聽。但是你絕對不允許告我，咱倆簽一個協議，敢不敢試一試？”
齊紅看他轉著眼珠沉默了，便接著說：“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黨內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聽罷，這名“優秀”官員哈哈笑起來，稱自己在開玩笑。
另一名局長則在看到拆出來的竊聽器后，輕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裝的。“他覺得自己在單位太受歡迎，不會有人監督他的，因為全單位都被他帶動起來搞腐敗，每個員工都得到很多好處”。
齊紅提醒他，國家還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們單位，就我說了算！我說的就是規章制度！”
這些時候，齊紅總會感到一種厭惡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發現自己對這件事完全喪失了興趣。他曾對朋友們努力分析竊聽偷拍現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過檢測竊聽器，起到提醒并讓其懸崖勒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當有人勸他將此發展為職業，他選擇了遠離，將器材都送給了別人。“這是一樁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興曾看到這些官員各種痛苦驚恐的反應。無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 齊紅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