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汽車三包政策推出面臨的阻力大大減少。
除了車企之外，社會體系難以應對也是阻礙汽車三包政策出臺的一個因素。
崔東樹告訴早報記者，“原來我們一直擔心消費者會過度維權，這樣車企和經銷商都受不了，所以不敢邁開太大的步子。另外，消費者退換車，注冊地和稅收方面都會產生問題，比如退車了，原來繳納的稅怎么辦，都沒有能很好的解決。”
“明確責任”利于消費者
針對此前有人認為，三包規定將第一責任人放在了銷售商身上。賈新光表示，“這是根據維權歷史總結出來的一條經驗。此舉能夠避免相關責任方互相推諉，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情。”
賈新光告訴早報記者，現在新規的第一條是“為了保護家用汽車產品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明確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規定”，但是最初討論是，根據《合同法》、《質量法》等法律規定。
“我當時就提出來，按照《合同法》，汽車銷售者和消費者兩者之間做買賣，是平等的關系，但是實際上并不是平等的關系。且按照《合同法》，誰起訴誰就要舉證，所以消費者就沒法弄了。而按照美國的經驗，消費者無法舉證，你汽車銷售企業得舉證，撇除自己的責任。所以這一條后來就修改掉了。”賈新光說。
對于汽車三包規定中的三個責任者——生產者、消費者、修理者，賈新光認為，經銷商直接向消費者負責，經銷商和廠商簽訂協議，和修理者也簽訂協議，相關責任比較明確。
“處罰過弱”緣于權限有限
對于汽車三包規定中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過小的問題，賈新光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國家質檢總局行政權限有限。”
“需要注意到是，這個三包政策只是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的，屬于部門法規。而此前的汽車召回條例因為涉及多個部門，是國務院發布的。所以層次并不一樣。”賈新光告訴早報記者。
按照汽車三包規定，對違規者的處罰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警告并罰款，二是“責令改正，并依法向社會公布”，三是“將違法行為記入質量信用檔案。”不過，相關罰款金額最高是3萬元。
賈新光認為，雖然3萬元是比較少的，但是對國家質檢總局來說，可以通過《質量法》來查處不合格產品，也可以通過誠信曝光等手段，來制約車企，還是有辦法的。
“在汽車召回方面，國家質檢總局原來過于軟弱了，所以形象受損嚴重。而在汽車三包方面，應該會加強。”賈新光告訴早報記者。（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