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丨變味的“馬上就辦”，如何歸位？
◆ 記者到中部某省參加一次異地暗訪檢查，針對暗訪中發現的問題，個別基層干部“反應迅速”，半天時間就造出報告回應檢查，把馬上就辦變成了“馬上造假”
◆ 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很多時候自己也知道“馬上辦不了”，但在巨大的問責壓力下，也只能以表態過關
◆ 基層出現的很多問題根子在上級部門考核存在不科學不合理之處。政府部門工作如何，關鍵還是需要群眾來評判
“馬上就辦”原本體現了干部服務群眾、高效務實的工作作風。但《了望》新聞周刊記者日前在調研中發現，少數基層干部出現了走形式的“馬上就辦”現象：面對上級檢查發現或者群眾指出的問題，以解釋、搪塞來達成“馬上就辦”，有時甚至不惜造假。這種形式主義的“耍嘴皮子”危害不小，反映了少數基層干部表態多于行動的不良作風和基層干部問責泛化等問題，實質是一些干部在問責考核棒下只唯上，不唯下。專家建議，引入第三方評價主體，把監督權、評判權真正交給群眾。
變了味的“馬上就辦”
記者發現，當上級檢查、暗訪發現問題后，少數干部“馬上就辦”表態快，但落實解決無行動、無效果。
一位縣扶貧辦主任告訴記者，近年來，她去鄉鎮調研發現，針對問題，很多干部都會表態“馬上解決”，確實也有不少鄉鎮能及時處理發現的問題，但是總有個別鄉鎮領導“口頭表態”后沒了下文。“我們發現問題后，必須緊盯、跟蹤，才有可能切實有效解決問題。”這位扶貧辦主任說。
曾經，地方成立“馬上就辦”辦公室，實際效果不彰。近些年不再見到此類機構，但依然存在走形式的“馬上就辦”。記者在有的地方政府網站的留言板看到，面對群眾的問題，職能部門馬上解釋原因，表示重視解決，但有時局限于承諾卻缺少行動；有的則回復標準答案，僅僅表達重視問題并“正在了解推進中”，實際結果沒有下文。
更有甚者，個別干部把“馬上就辦”變成了“馬上造假”。
不久前，記者到中部某省參加一次異地暗訪檢查。在一個脫貧摘帽村，記者偶遇66歲的脫貧戶王某，并實地查看了她的住所。屋子構造簡陋，屋內床鋪、電視機、灶臺等生活設施較齊全，有明顯的生活跡象。但當記者詢問其是否在此居住時，被趕來的村、鎮干部插話稱，這里不是王某的住所，她住在兒子的新房內。
被問及該房屋是否有過危房鑒定時，在場干部果斷回答說“沒有，因為這不屬于住房，不在鑒定范圍”，還稱該房屋過去是王某家的雞舍，經改造后只供她白天在此看護家畜和桃林。
半天后，記者在該鄉鎮的反饋說明中卻看到王某的房屋“經鑒定為B級安全住房”，且附有一個月前的“鑒定報告”復印件。記者經過與原件和同類鑒定報告仔細比對，發現該“鑒定報告”中的日期和圖片均為不實信息，系當天臨時抱佛腳而造。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認為，馬上辦關鍵是辦實辦好，而不是光說不練的假把式和表面承諾實則推諉，“只承諾不行動，也是一種形式主義”。
源在作風不實、問責不當
之所以出現變味走形的“馬上就辦”，首先是因為部分基層干部在具體工作中存在工作作風不扎實的地方，對問題情況不熟，自然辦法不多。口頭表示要立即行動，但面對問題束手無策。
在中部某省暗訪時，記者隨機到一個村子詢問第一書記村情，基本都由鄉里的工作人員回應，第一書記坐在角落不言語，在翻閱相關資料。“村里建檔立卡貧困人數多少？有何項目產業？”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位駐村干部都沒能馬上答出。記者在另一個脫貧摘帽村還發現，村支書把全村基本情況記錄在巴掌大紙條上，夾在手機殼里，跟隨記者入戶時，還在不時查看相關數據。
“馬上就辦”淪為少數基層干部的口頭禪，還因為存在著對基層干部問責虛化和泛化的問題。
一方面是問責虛化。記者發現，在基層工作中，一些基層干部馬上就辦表態后，相關事項是否真辦了，政府部門并沒有繼續追蹤，也很少有干部因為表態后“沒有下文”而受處分。
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記者，他們鄉鎮一年大大小小的檢查有20多次，梳理來看，國家級檢查不多，更多還是各級地方政府檢查，一些地方比如縣一級檢查是“摘花不摘刺”，好的經驗總結上報，發現問題更多會止于口頭表態，原因是基層工作的好壞會影響到上級部門和當地政府的政績考評。這導致檢查起不到監督的作用。
另一方面，則是問責泛化。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很多時候自己也知道“馬上辦不了”，但在問責壓力下，只能以表態先“過關”。有鄉鎮干部說，當地經常搞問責排名，市相關部門年底會看每個縣問責處分多少科級干部。作為鄉鎮一級的干部，面對多條線的問題，處理起來也比較復雜，為避免“挨板子”，就先表態不行動，甚至造假應付。
規范基層考核機制
專家表示，“馬上就辦”核心是辦好，落實關鍵在于規范基層考核機制、做好基層干部的容錯機制。山西省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龐麗峰表示，要進一步為基層干部減負，持續提升基層的服務能力和積極性。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記者，在扶貧等基層工作中，少數干部為了快出政績，存在虛報、瞞報、假報等現象，反映了目前少數干部存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對此，光靠臨時檢查、督查等方式是不夠的，“馬上就辦”功在平時。竹立家表示，要強化輿論和社會監督，推動信息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在基層的運用，幫助基層工作事務更快、更透明、更高效運轉。
基層干部認為，亟待改變基層干部，尤其是鄉鎮干部問責泛化問題。當前，在脫貧攻堅收官之際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階段，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還是年底搞問責排名，只能讓干部縮手縮腳、疲于應付。因此，針對具體問題要區別對待，形成容錯機制。比如，在干事創業中發生的探索性失誤，可以免責或者從輕處理，讓更多干部放下包袱、甩開膀子干事創業。
王忠武表示，基層出現的很多問題根子在上級部門考核存在不科學不合理之處。政府部門工作如何，關鍵還是需要群眾來評判。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宜引入第三方評價主體，把監督權、評判權真正交給群眾。(記者 魏飚 王皓)(刊于《了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