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制度如何更好落地
◆ 可以發布未報告被追責典型案例
◆ 檢察紀監配合追責不履行義務者
◆ 建聯系人機制開辟便于報告途徑
◆ 做好保密工作打消義務主體顧慮
□ 本報記者 張昊 趙婕
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國家監委、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門下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以下簡稱強制報告制度)，被視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發現難的關鍵舉措。
強制報告制度自5月29日建立至今已半年有余，落地情況如何？通過強制報告制度使“隱秘的線索”浮現出來還需做哪些工作？近日，《法治日報》記者走近一線醫療工作者以及從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法律界人士，了解這項制度的相關情況。
知曉率尚有待提高
兒科醫生作為強制報告的義務主體之一，是否已經了解未成年人保護的強制報告制度？醫院有沒有建立相應的規程？
“您了解強制報告義務嗎？”記者問北京市大興區一家綜合醫院的兒科門診醫生。這名醫生稱，如果問診時發現孩子身上有外傷并且懷疑是由家暴造成的，就會向院里報告，“如何進一步處理是不是該由醫院決定？”這名醫生有些疑惑地說。
強制報告制度出臺后，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六部檢察官楊柳青辦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由一線醫療工作者提供的線索。
那是一條北京檢察人員轉發的皮膚科博士陳某某的微博。博文顯示，一名長年在外打工的媽媽回家后發現7歲女兒的外陰部有病變癥狀，經醫生診斷為性病。女孩說，自己好幾次被他人脫下內褲。楊柳青了解到，疑遭性侵女童是貴州省正安縣人。
博主所在的醫院就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楊柳青當即給博主留言，表明檢察官身份，附上證件照片和聯系方式，告知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的相關規定。未收到回復，楊柳青聯系了博主所在的醫院。
案件涉及重慶、貴州兩地，經過兩地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協作辦理，很快以涉嫌強奸罪對犯罪嫌疑人立案偵查。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鄭子殷認為，強制報告制度規定對需要報告的情形、“雙報告”制度、不報告的后果等都有涉及，操作性更強。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宣傳力度不足，教師、醫護人員等基層工作者的知曉率尚未達到100%。
2014年，鄭子殷籌辦了君諾未成年人保護公益服務中心。今年，服務中心開通兒童保護熱線。
強制報告制度出臺不久，鄭子殷接到一通來自教育部門的電話，對方表達了對強制報告制度的顧慮，“我們接到學校報告有學生疑似被家長性侵，如果報警之后發現搞錯了怎么辦？”
“學校不是法律專業部門，罪與非罪、此罪還是彼罪應交由公安機關判斷。強制報告制度之所以規定向公安機關報案并向行政主管機關報告的‘雙報告’制度，正是這個原因。”鄭子殷說。
鄭子殷的回復打消了對方的顧慮。經過教育部門同意，鄭子殷當天將線索轉給檢察機關。隨后，公安機關介入，當天晚上詢問了被害人，第二天就抓獲實施性侵的犯罪嫌疑人。
“這起案件中相關部門配合協作效率非常高。”鄭子殷說。不過，強制報告制度施行以來，君諾未成年人保護公益服務中心的熱線電話并沒有增多。鄭子殷辦理其他案件時也發現，存在有關單位未向公安機關報告的情形。
鄭子殷和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律師歐陽昆潑都認為，發布相關部門因未報告而被追責的典型案例，或可改變目前這種狀況。
收集固定證據困難
落地查辦來自網絡的案件線索，通常需要多地檢察、公安機關協作。記者調查發現，算法驅動的軟件推送呈現出千人千面的結果，同一軟件因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喜好顯示內容不同。
記者在抖音平臺隨機瀏覽涉及未成年人的視頻時發現，大多是有趣、有愛的內容。但當記者轉而關注大量單親家庭、傷害、苦難為主的視頻后，系統自動推送的視頻發生很大變化。
一名來自云南的母親發布視頻稱，她打工回來發現女兒被爺爺、奶奶打得臉上淤青、左眼失明；多個離異外賣騎手發布帶著幼小的孩子送外賣的視頻，孩子或蹲在電動車腳踏板上，或坐在后座上，并沒有佩戴頭盔。
這類與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相關的內容在其他平臺上也有出現。記者在動漫較多的嗶哩嗶哩平臺上看到，仍然有“兒童邪典”動畫片上架。
而在小紅書平臺，記者輸入關鍵詞“打孩子”，則看到一名來自浙江溫州的媽媽發布的帖文，稱其兩歲的女兒把玩具扔到恒溫壺，本想把女兒的手放進壺里嚇唬一下，沒想到真的燙到了。她發布的一張圖片上顯示，孩子的4根手指都腫了。
專攻互聯網領域案件的歐陽昆潑說，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存在作案方式隱蔽、被害人分布較廣等特點，導致辦案機關收集固定證據困難。
“從近兩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多個涉互聯網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典型案件中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判斷力有限，在充斥著各種信息的網絡中更容易被誘惑、誤導、侵害。”歐陽昆潑說，現在的強制報告制度并未針對網絡的特殊性約束相關主體，未來可以考慮擴大到平臺運營者、網絡服務提供者等主體。
然而，在辦理涉及互聯網的未成年人案件時，歐陽昆潑注意到，各地結合現代技術開拓創新出更為便利、快捷的報告、舉報途徑，促進強制報告制度落實到位。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與支付寶安全中心在支付寶App正式發布“檢察監督線索舉報—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護專欄；江蘇省無錫市運用信息化技術探索“微信小程序+未檢”工作模式，開發“隨手拍”小程序，拓展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線索來源；重慶上線全國首個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報告App。
落地需進一步細化
如何使強制報告義務更好落地，是法律實務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檢察機關可以與紀檢監察機關互相配合，追責不履行強制報告義務的部門。”鄭子殷說。
“報告免責，不報告追責。”在鄭子殷看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慣性思維將隨著強制報告義務的落實而改變，有關部門應根據新規定進行調整，將履行強制報告義務作為依法管理的重要考核指標。
“強制報告制度的推行，重在喚起醫生、教師及群眾內心的責任感。”北京市西城區律師協會第二屆婦女兒童法律中心研究員、北京法慈律師事務所律師牛彩紅說。
牛彩紅和歐陽昆潑均認為，各地相關部門應根據強制報告制度制定更加詳細、具體、可操作性的辦法，例如建立聯系人機制，開拓創新便于報告的途徑。此外，還應做好保密工作，打消義務主體的顧慮。
本版制圖/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