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書記的鄉村治理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黃孝光
發于2020.12.7總第975期《中國新聞周刊》
9月末，經歷了六年三任第一書記的接力脫貧攻堅，四川涼山美姑縣熱口阿覺村即將迎來最后的驗收時刻。
壓力層層傳導，最終落在以第一書記為主導的駐村干部身上。脫貧成果來之不易，熱口阿覺村的第一書記王詔越來越忙，他不希望在驗收時出現絲毫差錯。迎檢之前，王詔組建了30多人的婦女團隊，對各家衣服擺放、被子折疊、衛生狀況等進行檢查指導。村里的彝帽編織隊伍也就位了，以向驗收人員展示他們獨特的手藝。迎檢前一天，王詔還熬夜把23卷脫貧資料重新核查了一遍。
王詔是今年1月就任的熱口阿覺村第一書記。2018年6月，四川在全省范圍內選派3500余名幫扶干部，馳援涼山11個深度貧困縣。任職省公安廳高速公路公安局五分局交警的王詔主動報名，成為美姑縣騰地阿莫村的駐村干部。騰地阿莫村脫貧后，表現突出的王詔被調任至熱口阿覺村。熱口阿覺村海拔2200米，直到2018年才通上公路。脫貧任務更加艱巨，全村219戶964人，王詔去時尚余貧困戶78戶390人。
這是一場舉全國之力的戰役，其動員力度之大，投入成本之高，涉及人員之廣泛，前所未有。截至2020年3月，全國向農村社區共派駐了25.5萬個駐村工作隊、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仍在駐村的有91.8萬人。脫貧攻堅促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干部下鄉。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中國即將消除絕對貧困，進入后脫貧攻堅時代。全國農村工作重點如何由精準扶貧轉向鄉村振興？第一書記制度向何處去？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重大議題。
“平戰結合”的駐村隊伍
“全國脫貧看四川，四川脫貧看涼山，而美姑縣是涼山貧困面最廣、程度最深的一個縣。”王詔說。
國家規定的貧困戶脫貧標準為“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四川將其進一步提升為“一超六有”——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且吃穿不愁，有義務教育保障、基本醫療保障、住房安全保障，有安全飲用水、生活用電、廣播電視。“一超六有”中，個別指標容易生變，給脫貧驗收帶來不確定性。為此，美姑縣成立了專班來應對電視信號消失等突發情況，王詔則籌集了十余臺電視，以防有貧困戶家電視臨時損壞而影響驗收。
截至今年2月底，中國貧困縣從832個減少至52個，其中有7個在四川涼山。這些剩余貧困縣被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形容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根據相關要求，符合退出標準的貧困縣需在當年9月底前提出申請，9月30日成為涼山7縣摘帽大考的最后期限。以9月30日為脫貧年度節點，涼山各地掛出迎檢倒計時的標語，王詔所在村亦貼出“倒排工作表”，“每個月排一次，精確到每周甚至每天要干什么工作。”
相比之下，500公里之外的貴州六盤水，同樣駐村在深山區的蘇維壓力小了不少。今年年初，貴州尚余9個貧困縣未摘帽，其中位于烏蒙山腹地的六盤水市有3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1個省定重點縣，2014年建檔立卡時貧困人口占了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2015年，六盤水市質監局辦公室主任蘇維主動請纓，到全市貧困發生率最高的水城縣阿戛鎮高中村(后并入電光村)當第一書記。彼時高中村共374戶2056人，貧困戶258戶1405人，貧困發生率高達68.33%。而到今年年初，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51%，僅剩21戶貧困戶。
作為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貴州將脫貧工作放在第一位的高度，明確提出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六盤水市扶貧辦副主任張樹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央要求扶貧工作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為此，六盤水市委市政府每年與縣區、市直部門層層簽訂責任書，逐級立下軍令狀，形成了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工作格局。進入2020年，干部派駐力度逐步加大。據張樹才介紹，脫貧攻堅以來，六盤水全市368個市、縣直機關單位結對幫扶547個貧困村，5.8萬名各類幫扶干部實現對15.8萬戶61.6萬貧困人口結對幫扶全覆蓋。
脫貧攻堅堪稱一場浩大的政治動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都明確了定點幫扶任務。2015年4月，中組部、中農辦和國務院扶貧辦印發《關于做好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知》，要求對全國12.8萬個貧困村和57688個黨組織軟弱渙散村選派第一書記開展駐村精準幫扶，此后第一書記制度全面鋪開。全國在崗的91.8萬駐村干部中，第一書記有逾20萬人。以貴州六盤水為例，第一書記的來源包括中央、省、市、縣、鎮5個層級，550多名第一書記實現了對貧困村和非貧困村的全覆蓋。
作為“五級書記抓脫貧”的末端，駐村第一書記是這場脫貧攻堅戰役的重要角色，深度參與村莊規劃、產業布局、招商引資等扶貧事宜。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學者黃麗芬自2017年開始對第一書記進行持續調研，在她看來，第一書記制度相當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項“三農”政策和惠農資源的村莊集束器。“精準扶貧以來，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種政策、資源、項目、理念大幅度輸送至村莊，第一書記群體作為扶貧主體與之同步進村，為實現國家與村莊、政府和農民的有效對接提供制度化渠道。”黃麗芬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
不同類型村莊，派駐什么類型的第一書記有一定的講究。“總體而言，是把最難啃的骨頭交給最有能力或實力的人。”據黃麗芬觀察，更高的層級、更核心的部門所派駐的第一書記，去的往往是貧困程度更深的村莊。
實踐中的做法更為細致，據六盤水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吳國興介紹，當地在選派第一書記時，首先組織相關部門對貧困村進行摸底，逐村了解情況，把所轄村莊分成基層組織建設薄弱的“弱村”、社會矛盾糾紛突出的“亂村”、經濟發展滯后的貧困村等類型；其次摸排各單位符合條件人員，了解其專業特長、工作經歷、家庭情況等；在此基礎上進行人村匹配，比如黨政干部匹配組織建設薄弱村、政法干部匹配糾紛突出村、經濟干部匹配發展滯后村等。
吳國興舉例說，六枝特區關寨鎮是市級極貧鄉鎮，地域偏遠，群眾思想固化，村落之間矛盾糾紛較多，為此他們安排了市公安局4名干警到該鎮擔任第一書記。水城縣阿戛鎮電光村90%以上村民為苗族，且多數村民聽不懂普通話，為此組織部門選派了熟悉苗語的蘇維赴任。“事實證明，他去以后能短時間融入群眾，迅速打開工作局面。”吳國興說。
第一書記并非“孤軍深入”，而是以團隊的方式進村。六盤水市駐村扶貧人員通常包含5大類型：一是第一書記及駐村工作隊，按省委組織部要求，一般由5人組成；二是結對幫扶干部，確保每戶貧困戶都有一名公職人員幫扶，視實際工作需要下村；三是下派輪戰干部，由市、縣選派單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每人駐村時間不低于1個月的幫扶；四是下沉干部，相關單位除輪戰干部外，還會另派數人到村子支援，在村時間數月不等；五是決戰工作隊，由鄉鎮副科級干部擔任隊長，第一書記、村支書擔任副隊長，統籌在村工作幫扶力量，開展脫貧攻堅工作。
楊波2010年來到六盤水市鐘山區海嘎村，連續駐村11年，是貴州駐村時間最長的第一書記。他告訴記者，海嘎村目前有駐村隊員5人、輪戰隊員1人、下沉干部4人、村兩委干部10人，此外相關單位還會階段性選派補充力量。“包括村兩委干部在內，一個貧困村通常有20人左右的干部團隊。”六盤水市扶貧辦副主任張樹才說。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多年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貧困鄉村大量的智力資源流失了，很難組織村民承接脫貧攻堅的各種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補充第一書記這種人才資源，對做好脫貧攻堅尤為關鍵。
從“娘家”到“婆家”
2015年剛到高中村時，在農村長大的蘇維仍然感到震驚：“這個地方完全超出我對貧窮的想象！村里沒有信號，村民喝的是雨水。電壓也不夠，有一家用電磁爐，其他幾十戶就用不成電了。”
高中村十幾個寨子分散在高山深谷，蘇維到任那天，村莊被霧氣籠罩，看不到人家。村道均未硬化，他花了3個小時才走到村委會。
“我那情況也差不多，村民背點土豆去集市賣，來回就要走8個小時。村里流行這樣一句話：點著火把出去，點著火把回來，走到半路天才亮，回到半路天都黑。”海嘎村第一書記楊波說。
交通閉塞嚴重阻礙山村經濟的發展，為此，幾名受訪第一書記不約而同地通過修路、完善基礎設施來打開工作局面。楊波修路的第一筆資金是向其派出單位鐘山區委統戰部、區民宗局申請而來的。此前媒體報道，自2011年以來，楊波不斷從派出單位爭取少數民族發展資金、少數民族“雙培”資金等各類項目資金近180萬元。借助這些資金，他逐步修通了村里的通組路、串戶路，安裝太陽能路燈，并解決了移動信號覆蓋問題。
在定點幫扶機制下，駐村第一書記的派出單位是所駐貧困村的幫扶單位，其能提供的資金、項目、技術、人力等資源是第一書記幫助貧困村脫貧的重要保障。“不少第一書記將派出單位稱為‘娘家’，將村莊稱為‘婆家’。能否在‘婆家’取得優秀業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娘家’本身實力和支持力度。”學者黃麗芬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娘家”單位的資源能力和政策力度，是影響第一書記資源網絡的關鍵。資源能力越強的單位，派駐的第一書記向村莊提供的幫扶越大。
蘇維的“娘家”是六盤水市市場監管局。“雖然資金實力不如其他部門，但可以隨時給我協調全國各地的技術專家，這是我‘娘家’的優勢。”據蘇維介紹，得益于六盤水市市場監管局在企業管理、種植技術、生產方式等方面的支持，他在高中村成功實施了多個產業項目。
蘇維探索的第一個項目是養牛。“這里的苗族村民非常喜歡黃牛，村里荒山也多，養牛是發展產業的第一選擇。”2016年年底，在村委會牽頭下，42戶貧困戶參與成立水城縣“牛得很”農民種養殖專業合作社，按照“統一管理、集中養殖、自主經營”的模式，以“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方式進行。
“建筑人員來看后，繪了兩個養牛場的圖紙，說要花500萬元。我們沒有錢，就開動員會，讓群眾先把地免費租給合作社，并讓每家每戶出義務工。最終花80萬元完成施工，加上買牛錢，一共花了130萬元。”在“娘家”的幫助下，蘇維邀請專家進行養牛技術指導，并帶合作社成員到省內20多家養殖場學習取經。看到養牛場產生效益后，越來越多的群眾主動申請加入，蘇維申請到產業扶貧資金400多萬元，將養牛場規模擴大到1萬平方米，可養殖1000頭牛。
駐村幫扶中整合的資源實際上是系統性的，除“娘家”外，從鄉鎮政府、各個部門到社會力量，均構成第一書記的龐大后援團。以鄉鎮政府為例，其擁有精準扶貧資金配置、項目審批的權力。“資源是有限的，蛋糕怎么分是個問題。第一書記是組織上派下來幫我們的，我們會盡全力去支持他們工作的權威性。”阿戛鎮鎮長宮熙提道。
2015年至今，高中村共爭取項目50個，包括人畜安全飲水、道路交通、圈舍改造、危房改造、人居環境改造、文化及黨建項目等，資金投入約6200萬元。產業方面，在蘇維主導下，高中村成功發展了集中養牛、牧草種植、少數民族服飾加工、火棘盆景等產業，建起了狝猴桃產業園、食用菌種植和黑山羊圈養基地。
學者黃麗芬曾撰文分析，進入村莊后，第一書記還會充分利用私人關系網絡發動社會力量的支援，比如校友會、慈善機構、企業老板等。
資源如何得到有效利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一書記的個人能力。高中村曾組織村民發展精品水果，但受海拔和氣候影響至今未掛果，這讓村民的積極性備受打擊。為此，蘇維在村中推廣養牛業時困難重重，經過200多次動員會才將項目落地。“施工過程也是反反復復，我通知明早7點到工地，第二天去了發現一個人沒有。也有不少村民投資后反悔，想收回資金的。”蘇維表示，作為第一書記不能泄氣，“如果有80%的成功幾率，不能把20%表現出來，要表現出萬分的信心才能把事干成。”
“讓他們思想世界得到長大”
據學者羅興佐觀察，脫貧攻堅過程中，第一書記被賦予極強的資源屬性，各方普遍認為，第一書記駐村核心目的在于帶去資源。
“你去上頭幫我們跑點項目就好，不用天天待在這里。”5年前，村支書和村主任對剛開始駐村的蘇維說。據蘇維描述，彼時高中村“沒有一個高中生”，村民習慣于貧窮而抗拒改變，每到農閑時酗酒成風。時至今日，村中仍然張貼著勸誡標語：“不當懶漢不喝酒，早起干活早脫貧。”
2010年，剛駐村的海嘎村第一書記楊波同樣手足無措。“因為大旱，民政部門運送愛心水，卻無村民來領，跟我說除非送到家門口。不少村民家沒有廁所，靠在灌木林里‘解決’，我告訴他們修一間廁所可以補貼400塊錢，他們卻跟我講條件，說沒有1000元修不下來。”
接連的挫折，讓楊波明白思想脫貧的重要性。駐村11年來，楊波采取的是“引回來，走出去”的扶貧思路——既要吸引已經出去的、有見識的人回來建設家鄉，更要鼓勵村里的年輕人走出去。“我們這里屬于‘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培育產業的同時，就業扶貧也很重要。而且年輕人出去鍛煉幾年，回來一口普通話，各方面都會有很大的提升。”
涼山熱口阿覺村的第一書記王詔對此深有同感。一位村民16歲之前未離開過村莊，后來外出打工多年，學會了漢語，如今被王詔培養成村中唯一的致富帶頭人，在村中從事養牛業并協助扶貧工作。
為了鼓勵村民外出務工，楊波經常給村民算收入賬：“假設種十畝地，全家五口人干一年，收獲土豆1萬斤、玉米3000斤，收入大約1.2萬元。但如果你家兩個人去打工，一年就能賺7萬多元。有個村民身強力壯，卻害怕出去。我反復找他嘮嗑，試圖激起他內心的波瀾，讓他感受不一樣的生活。”楊波說。
產業和就業扶貧之外，采訪時楊波反復向記者強調，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點。“小手牽大手，通過對小孩的引導來改變家庭。他們長大了，海嘎才會迎來真正美好的未來。”為了討好小孩，給他們灌輸學習觀念，楊波口袋里隨時揣著糖果。每年兒童節，他都會給學生購買禮品，上臺發言甚至表演節目。他向“娘家”和公益組織爭取資源，向海嘎小學捐贈了桌椅、書本、校服、演出服等大量物品。2018年，他爭取共青團貴州省委的支持，組織了15名學生參加省里舉辦的夏令營。
在駐村干部和學校教師的共同努力下，海嘎村村莊環境改善，海嘎小學也迎來巨變。“2010年我剛來的時候，村小只有一名老師、十幾個學生，現在已經有12名老師、100多個學生了。”楊波提到，學校力推音樂教育，如今海嘎小學的學生人手一把樂器，有電吉他、架子鼓，“樂器將他們連向了外面的世界”。
今年8月19日晚上8點，海拔2360米的海嘎小學迎來高光時刻——11名女孩和新褲子樂隊開了一場搖滾演唱會，142萬人在抖音觀看了他們的直播。“全村357戶人，安了260多盞太陽能路燈，到了晚上一片祥和氣氛。現在大家思維變了，會跟我說，以前的生活是不太行哦。”楊波說。
相比海嘎，涼山熱口阿覺村的情況仍然艱難。王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村兩委干部最高學歷是小學畢業，唯一識字的村文書今年嫁人后和老公外出務工了。“沒有駐村工作隊，村里工作基本開展不了。”為此，王詔準備在11月末彝歷新年，外出務工人員回家之際，補充招募一批新的致富帶頭人和村干部后備人選。在教育問題上，王詔同樣下了很大功夫。“為了保證義務教育階段零輟學率，在村干部需要逐戶敲門，排查有沒有漏掉或偷跑回家的。”
楊波認為，扶貧不光要修路架橋補水、爭取資金建設項目，更需要注入新鮮理念，“讓他們思想世界得到長大。”“起初他們不愿意往前走，或者不知道如何邁開腳步。等我們離開時，他們也能夠行走自如，脫貧攻堅的目標才算真正實現。”
重塑鄉村治理格局
有學者認為，為了完成脫貧攻堅的階段性任務，代表國家治理的第一書記，在激活村莊社會“造血”功能的同時，也給原有的村民自治秩序帶來了改變。為此，第一書記需要處理好“國家治理”和“村民自治”的關系，一方面發揮國家的規劃、引導、幫扶作用，另一方面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和積極性。
“第一書記發揮的作用很大。”六盤水市扶貧辦副主任張樹才向《中國新聞周刊》提道，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與村干部素質欠缺有莫大關系：“村兩委干部祖祖輩輩在那里，資源、思維包括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書記熟悉村情以后，很容易施展其統籌協調的才能。”
蘇維的實踐印證了這一點。“我在省、市、縣直機關都待過，但對國家惠民政策如何落地見效不了解。到高中村后，我才明白從中央到地方，政策是怎樣最終落地的。”蘇維認為，第一書記一職給予其充分的發揮空間。
如何處理與村兩委的關系，是蘇維等第一書記必須面對的問題。根據學者黃麗芬的研究，圍繞扶貧工作，第一書記和村兩委形成了三種關系形態：包辦代替型、輔助合作型和獨立松散型。具體而言，包辦代替型關系指的是第一書記掌握村莊多項事務的決策權，替代村兩委成為實際的“當家人”；獨立松散型關系指的是，第一書記在村莊發展中未能發揮明顯作用，村民更認同村干部。
相較之下，輔助合作是較為理想的關系形態——第一書記和村兩委之間建立起高效有序的分工合作關系，共同推動村莊的發展。“為解決好兩者關系，我們主張第一書記下去過后，哪怕職級再高、能力再強，也要服從鄉鎮黨委的統一領導。在幫助建強基層黨組織的同時，避免大包大攬、打亂基層脫貧攻堅工作的指揮體系。”六盤水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吳國興說。
輔助合作的關系需要著力培養，而這也是第一書記角色的題中之義。相關文件明確指出，第一書記駐村包含四大工作方向：組織建設、精準扶貧、為民辦事服務和提升村莊治理水平。這意味著，發掘并培養一支高度團結、戰斗力強且“帶不走”的村委班子，是第一書記的首要職責。
蘇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增強村兩委的治理能力。他和村干部一起研究制定新的規章制度，要求村干部實行坐班制并納入考核報鎮政府；探索“組村社合一”，村黨支部與合作社合署辦公；2017年村兩委換屆選舉時，他還積極做工作讓文化程度低、年紀較大的村干部主動退出了村兩委。
楊波采取的則是“人為掉鏈子”的方法。“我們把機關辦公先進之處引到村里，教村干部打字、整理材料。為了提高他們的辦事效率，避免他們產生依賴，有時候我就故意在任務緊的時候頭疼一下、肚子疼一下，逼迫他們走上前臺。”據楊波介紹，海嘎村兩委如今成了“微型政府”，紀律嚴明，每天按點上下班。“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無論脫貧攻堅、綜治維穩、疫情防控、掃黑除惡、防汛防災等，都是我們這一幫人在做。我們實行的是‘小分工大合作’，白天工作，晚上會議調度。大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一個戰壕的兄弟。”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楊芳撰文提到，駐村第一書記政策的實施，不僅助力脫貧攻堅，也改變村莊治理的模式，形成國家支持、村委主導、村民參與的新的村莊治理格局。
蘇維認為，脫貧攻堅以來，村民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發生了逆轉。“曾經一段時間，干群關系緊張，村干部覺得群眾蠻橫無理，群眾覺得干部不干實事。”蘇維將村莊治理比作談戀愛，是干部和群眾互相建立信任、達成默契的過程，“‘單相思’沒用，上面搞某個政策，不是直接就能落地實施。尊重群眾的想法、意愿，把方法、思路變成群眾自己的很重要。”
從集團軍到特種軍
六盤水市扶貧辦提供給《中國新聞周刊》的資料顯示，截至目前，該市62.66萬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23.3%下降為0，615個貧困村全部出列，3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摘帽”。
楊波所駐的海嘎村不僅摘掉“貧困帽”，還成了韭菜坪旅游景區半山腰上的“花園村落”。寬闊干凈的柏油路從山腳直通山頂，白墻灰瓦的民房錯落有致，文化廣場、衛生室、運動場等設施一應俱全。
脫貧攻堅即將收官之際，規模龐大的第一書記們也面臨去留問題。作為脫貧攻堅戰線上的年份英雄，明年是否會留在海嘎村，對楊波而言還是個未知數。熱口阿覺村的王詔作為四川省綜合幫扶隊伍成員，則將于明年6月結束駐村工作。他希望離開之前為村里的集體產業做點事——將該村的彝帽編織手藝打造成特色品牌，把村中更多的閑置勞動力培養成手工藝人。
對貧困村而言，脫貧只是開始，鄉村振興的任務接踵而至。根據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鄉村振興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分三個階段實施，到2050年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當前鄉村振興是低水平、起點式的，尤其脫貧攻堅重點所在的中西部農村地區，雖然農民脫貧了，地方經濟基礎卻普遍比較落后。基于此，他認為當前階段惠農政策的重點“不是要建設一個比城市好的農村，而是要建設一個能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可以為絕大多數農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鄉村”。
“對貧困地區來講，扶貧和鄉村振興是一回事。”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鄉村振興更加需要專業性的人才，更加需要充實村一級的黨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其中一個環節是組織形式的銜接，而第一書記制度是組織銜接中最重要的部分。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將第一書記制度向鄉村振興任務重的村拓展，促使第一書記與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實現銜接。這意味著，將“建立第一書記派駐長效工作機制”。今年脫貧攻堅相關會議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多次強調，“要把貧困群眾‘扶上馬’之后再多‘送一程’”“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
而如何實現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無縫對接，成為繼續推行第一書記制度的關鍵議題。
“據了解，中央政策對西部地區脫貧攻堅有個過渡期的說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前5年重點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保持政策相對穩定，在此基礎上適當進行優化調整。”六盤水市委組織部二級調研員廖明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脫貧攻堅屬于集團軍作戰，需要的是擅長搞攻堅、能猛沖猛打的干將，鄉村振興階段需要的則是特種作戰，傾向于選拔會經營、懂產業、擅管理的小諸葛式的人才，“人數不一定要這么多，但專業能力要強。”
蘇維認為，鄉村振興過程中，核心依舊是發展產業：“不能指望靠村民打工回來建設家鄉，也無法完全依賴國家施惠。解決不斷依賴向上要錢的唯一途徑，是增加村集體的收入。”據蘇維介紹，為避免吃“大鍋飯”的弊病，電光村正在對村合作社進行改制，將村民股份轉給有企業經營管理能力的大戶，由大戶經營并每年分紅給村委，村委再將利潤分配給前期投資的村民。
學者黃麗芬認為，當前由精準扶貧向鄉村振興過渡的階段下，第一書記工作重心應放在如何實現從造血到輸血的轉變上，回歸到村莊組織建設上來。“無論貧困治理還是鄉村振興，真正的主體應該是村干部和村民，提高村莊內生社會活力和治理能力，是第一書記工作的最重要方向。”賀雪峰則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扶貧攻堅結束后，基層治理應盡快恢復常規。
“在省里規范制度出來之前，我們這里下一步的鄉村振興將沿用脫貧攻堅架構，從縣指揮部、鄉鎮工作團到村第一書記，體制機制暫時不變。”六盤水市阿戛鎮長宮熙說，脫貧攻堅只是畫上一個逗號而非句號，如何謀劃鄉村振興，基層干部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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