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司法釋放創新“紅利”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成就巡禮之三
公正、高效、權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法治建設追求的目標。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云計算等新興技術雖然不是目標本身，但卻在深層次上推動著這一目標的實現。運用新技術進行智慧司法，不僅帶來程序、觀念和理論層面的變革，還更深層地影響著法治體系和法律規則。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智慧司法發展走上了快車道，全國各司法機關的智慧應用不斷涌現，為司法實踐帶來了全新機遇。
提高程序效率
近年來，“張學友演唱會上逃犯被抓”的新聞，屢屢成為熱搜。這些跨越時間得以解決的懸案，要部分歸功于人工智能技術。在逃人員的蹤跡，通過人臉識別往往會觸發智慧警務平臺自動報警。
2020年3月，海南首例企業向大海傾倒建筑垃圾公益訴訟案件開庭審理。該案中，傾倒垃圾的頻率、范圍難以確定，傾倒行為也難以被現場抓獲，海口市秀英區人民檢察院多次使用無人機取證固定了證據。
這些高新技術，不僅使個案成就了以前難以完成的工作，更整體提高了司法機關的工作效率。
一直以來，司法效率與司法公正同樣影響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感受。實際上，程序效率正是程序公正的核心。
人工智能分擔了大量事務性、基礎性工作。隨著電子卷宗隨案同步生成、法律條文和相似案例智能推送、庭審語音識別、要素式智能審判、裁判文書智能糾錯等司法人工智能應用，極大提高了廣大法官、檢察官的辦案質效。而大幅提升單位時間內結案數量，也為應對疑難案件爭取了資源與時間。
效率之外，追求個案的實體公正是司法實踐的價值目標之一。確保實體公正實現的前提條件是司法裁判過程中法律適用的平等與統一。但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事實相同的案件在不同法院甚至同一個法院的不同法官中，可能出現相距甚遠的判決。這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信息化手段是統一裁判標準、提升審判能力的重要抓手。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類案智能推送系統”上線運行，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自動推送與案情或爭議焦點相匹配的類似案例，為法官裁判提供參考。同時研發了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理系統，幫助各個環節辦案人員依法、全面、規范收集和審查證據，統一裁判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擴大群眾參與
隨著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與需求都在不斷提升。要想依靠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參與法治進程，首先需要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信息渠道。
“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成為司法為民的重要方式。人力無法完全覆蓋的領域，交給技術完成。以司法部建設的中國法律服務網為例，該網實行“大服務”模式，開通行政執法監督平臺、農民工欠薪求助綠色通道、即時咨詢、刑事案件智能咨詢等功能，上線微信小程序，辦事功能豐富，上線以來累計訪問14億人次，法律咨詢1000萬人次，在線辦事150余萬件。
司法的公信力還在于司法公開的廣度與深度。
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引起輿論爭議的問題不少失之于“說理性不強”。檢察機關讓更多的人了解到決定是如何產生的。
2020年11月10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檢察院聽證室里，一起故意傷害案不起訴公開聽證會正在進行，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作為聽證員參與聽證。與此同時，此次公開聽證通過中國檢察聽證網向社會公眾進行現場同步直播。
讓“檢察聽證”更深入走進公眾視野已經寫入《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
審判環節，法院建成審判流程、庭審直播、裁判文書、執行信息四大公開平臺，從審判活動到法院情況、審判流程、裁判文書、執行活動，在各審判環節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國庭審公開網已累計直播庭審超過984.73萬件，觀看量超過295.16億人次。
在人工智能時代，司法公開的內在意涵已經由面向當事人擴大為面向社會公眾，實現了個案公開與審判事務公開的有機結合。也應看到，司法公開的深化，有助于司法人員提升規范自律，司法機關的權威性與公信力獲得了更為有效的提升。
轉變治理理念
技術發展除了帶來新的助益與可能，也催生出專屬于互聯網領域的全新社會關系和糾紛形態，考驗著司法回應的“敏感度”。
互聯網法院是“互聯網+”行動的產物。2017年以來，在杭州、北京、廣州陸續設立的三家互聯網法院，集中管轄部分涉互聯網糾紛案件，構建身份在線核實、證據在線提取、信息在線流轉的互聯網審判模式。其中運用可信時間戳、哈希值校驗、區塊鏈等固證存證手段更是前沿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深度運用。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法院對網絡侵權、虛擬財產、數據權利、網絡安全等權利邊界、行為規則加以明確，推動完善與互聯網時代相適應的司法機制和訴訟制度。
智慧司法的不斷深化還為社會治理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參考。通過對平臺矛盾糾紛類型、多發糾紛領域、多發糾紛人群、糾紛處理的方式等數據的深度開發和研究，可以助推社會治理理念向精準實際、宏觀微觀兼顧轉型，最終做出合乎實際需求的治理決策。
目前司法行政大數據已初步形成，與公安部人口庫、民政部婚姻庫、自然資源不動產庫建立數據共享機制，匯聚各業務數據14.4億條。有的地方通過大數據應用，形成了法律法規適用頻度、部門履職、執法效能等多維度分析評估指標體系。有的地方通過公共法律服務大數據分析，在提供精準法律服務、有效感知社情民意、防范化解社會矛盾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本報記者 陳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