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析·中國文化與全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來勢洶洶的疫情嚴重沖擊了人們的既有觀念，嚴重沖擊了個體交往的既有邏輯。應當看到，從洪水泛濫到瘟疫流行，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全球氣候變暖，每當人類生存底線受到挑戰，人類思想觀念往往就孕育著重大突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將人類推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口，一批帶有根底性質、亟須作出判斷的思想抉擇，以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形式擺在了世人面前。
整體，還是局部？對整體籌劃、系統施治的呼聲不斷增加，同時基本生活生產單元的分割和社會政治邊界的分隔仍然具有強大的歷史合理性和慣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任赤字、責任失衡和道義塌陷。
終極，還是當下？疫情密集地、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生命體驗，極大激發了人們關于終極問題的思考。同時，短期利益的追逐仍然形同難以輕易擺脫的枷鎖，更多時候在政治運作邏輯中成了務實的代名詞。
極化，還是均質化？歷史形成的極化格局正在讓位于共同責任的驅動，疫情蔓延的勢頭警示人們，無論是一“極”還是幾“極”，對于全體的重要性，有時還不如“最短的那塊板”。
發展，還是增長？經濟增長、科技進步極大提高了物質供給水平，但并沒有推動更為均衡的、更有韌性的發展。一旦面臨疫情這樣的“極限施壓”，物資分發、要素流動、人力配置等便立即面臨結構性梗阻，人們再次回到了思考發展與增長關系的原點上。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指出：“命運與共，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和衷共濟、愛好和平的道義擔當。大道不孤，大愛無疆。我們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僅對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命運與共作為一種獨特的理念，豐富了中國偉大抗疫實踐的思想內涵，并在價值的層面深刻回應了上述一系列時代命題。
從漢字的造字邏輯看，“共”的本意為雙手共奉一物，引申為左右協同。《史記·周本紀》曰“共和”，意指共同合作，目的是調和天下之事。命運與共的理念，貫穿于中華民族處理對內對外關系實踐的全過程，沉淀了先人對情理關系、義利關系、群己關系、合和關系的通透思考。
貫通情與理。命運與共，“命”首當其沖。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生命即底線，觸碰底線，就觸碰到了“理”的最深處和“情”的最軟處。疫情通過一種獨特的方式凝聚起普遍共識：人命關天，這是最重的“情”，也是最大的“理”。大疫當頭，對那些曾支援自己的國家投桃報李，對急需幫助的國家伸出援手，正在逐步成為一種掙脫黨派、國別、意識形態羈絆的通行思維和做法。
融匯義與利。命運之“運”，運勢之謂。當前，全球治理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數百年來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利益交換等工具求得發展的路徑，正在向各國求同存異、利益與觀念相協調的方式逐步演進。公義、道義、正義成為超越國際關系利益計算的價值資源，為國際責任注入了堅實的道德內涵。
兼及群與己。“群己權界”是伴隨人類歷史變遷的經典矛盾。所謂“與共”，就是要讓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能同其他國家的發展發生聯動反應，相互帶來正面而非負面的外溢效應。經此一疫，那種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損人利己的非道德性暴露無遺。所有國家都不是“桃花源中人”，各國既要同甘也要共苦，參與到現在的全球公共產品的生產和分工之中。
砥礪合與和。建立在對立、對抗地基上的均勢，徒具合作的形態。只有基于道義、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礎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命運與共，表達了先人對和諧、穩定、美滿的人類社會理想狀態的不懈追求，具有極強的道德性和價值取向，展現了理解包容、互幫互助的博大胸懷。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踐行命運與共理念，要用遠見超越未見，對各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的大勢做到心中有數，不汲汲于一時一事，涵養對不確定性的靜氣，保持歷史定力。要在更為豐富的層次上推動國際交往，分析利益驅動的交往機制、把握政治經濟影響力的生成規律、研究價值感召的互動機理、把握文化魅力的生成規律，能夠自如交替運用硬約束、軟規則和潛能力，真正把大多數國家團結在國際規則和價值新秩序中。要順應歷史潮流培育一代新人，把教育放在更長的時段中，培養學生適應民族復興進程的價值觀念、精神狀態和素質能力；把教育放在更寬的領域中，創造更多跨文化實踐場景，讓學生直面全球化豐富而曲折的進程，引導他們投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潮流。由此，命運與共這一屬于世界、屬于未來的理念，必將彰顯出卓越的遠見和強勁的現實活力。
(作者：王宏舟，系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