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腿走路”，讓懲戒與矯治有效銜接
既不放縱極端作惡者，又不拋棄知錯能改者。才是真正地對未成年人的未來負責，對被害人負責，對公平正義負責
□ 史奉楚
針對未成年人刑責年齡是否調整問題，在10月12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審議稿擬“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在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方面做好銜接。
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作惡者的作案手段極其殘忍，犯罪情節極其惡劣，令人不寒而栗。但是，這些作惡者由于年齡較小，不滿16周歲，或者不滿14周歲，以至于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從而逃脫法律制裁。這種“一放了之”的辦法顯然無助于公平正義的實現。
根據現行刑法，未滿14周歲的人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這相當于低齡身份成了施暴者肆意妄為、欺凌他人、為非作歹的“護身符”。無論其如何囂張跋扈，也體驗不到無視規則、肆意作惡的任何后果，不會樹立起對法律的敬畏意識。而體驗不到懲罰的作惡，只會讓未成年作惡者更加有恃無恐，難以管教。
據報道，“湖南沅江弒母案”中，12歲男孩砍死親媽后被直接釋放，其更沒有絲毫悔意“我殺的又不是別人，殺的是我媽，學校不可能不讓我上學吧！”遼寧大連不滿14歲的蔡某某將10歲女孩連捅7刀殺害，直接拋尸小區，甚至還在QQ群里向同學直播勘驗現場過程，毫無悔意。
法律不能管，家長不會管，學校不敢管的現狀，既不利于罪錯“熊孩子”的行為矯正，也不能有效撫慰被害人及其家屬，更不利于民眾安全感的提升。據報道，一些地方發生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后，由于其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只能繼續在原學校就讀，進而引發學生家長的聯合抵制。這種做法無疑是人之常情。因為誰也不想讓自己的孩子與一個作惡后未受懲罰、未經矯正、不知是否已改過自新的人相處交往，這并非歧視和偏見，而是普通人自我保護的本能使然。
因而，不能“一放了之”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的做法，體現了有關部門正視未成年人犯罪，懲戒罪行滔天的低齡作惡者的決心。特別是，如果能夠讓那些犯下殺人放火等極端惡行，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低齡作惡者承擔刑事責任，無疑可以安撫被害人，撫慰世道人心，提高公眾安全感。
當然，對于低齡犯罪未成年人，雖然不能一放了之，但“一關了之”也未必是好辦法。除了極端惡性犯罪外，針對危害不大的犯罪行為，不妨將其送入工讀學校實施專門矯治，讓其接受行為矯正，心理干預和適當懲戒，不再到處闖禍。而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投入牢房，不僅無助于犯錯未成年人改過自新，反而可能引發“交叉感染”，讓其染上更多壞毛病。
所謂的“兩條腿走路”，就是用刑法手段懲治低齡作惡者，同時做好刑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銜接，建立工讀學校矯治“熊孩子”。做到教育、保護、懲戒的有機結合，協調配合。既不放縱極端作惡者，又不拋棄知錯能改者。這樣才是真正地對未成年人的未來負責，對被害人負責，對公平正義負責。
合適的調整
很多老百姓強烈呼吁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除了樸素的刑罰報應論，多少還有一點“法律萬能”的思維，似乎只要在刑法上嚴懲，就能解決相應的社會問題。殊不知，一百多年來對犯罪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十座監獄不如一座學校”。給被害人保護的同時，不能不考慮施暴者未來的前途與出路。否則，從社會防衛角度說，過早貼上罪犯標簽的孩子，日后更有可能犯更嚴重的罪，進而給社會制造更多更嚴重的危害。
此番刑法修正案草案擬“兩條腿走路”，其中“個別下調”究竟要經過怎樣的“特別程序”，是否要呈報最高法核準，暫且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個別下調的適用程序會非常嚴格。在既有寬容對待基礎上，謹慎新增個別下調，既維護了刑法穩定，也回應了公眾期待，當屬合適的調整。
安徽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