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飽和化，基層空心化阮林軍所管理的學校，7年間學生流失了七成。“大部分的娃跟著父母到外地上學，大部分去了縣城，或者礦區(qū)。”喬彥林說，“既然哪里都免費，為啥不去學校條件更好、老師水平更高的縣城？”
一個質樸的反問，恰恰道明了15年免費教育的雙刃性。在專家眼里，15年免費教育與義務教育有著極強的相關性，義務教育的既有“病癥”，或許會因為這味藥的加入，而更加“上火”。
據了解，15年免費教育的提案一拋出，香港教育界就出現(xiàn)了許多追問：幼兒園是否需要統(tǒng)一派位，跨區(qū)上學怎么辦，幼兒園教師的薪資是否統(tǒng)一標準……涂艷國也坦言，教育政策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需要廣泛征詢、謹慎落實，“榆林是否經過了這樣的民主商討，不得而知。”
對于榆林市普惠性質的教育扶持，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曾天山提出了效益的疑問：“是不是每一個孩子都需要這筆扶持款項？如果能把這筆投入集中起來用于最需要的孩子身上，擴大對這群人的扶持力度，效果會不會更好？”
這樣的疑問，日本也在思索。2010年推出的《高中學費免費化法案》，所有公立高中無須繳納學費，私立高中學生根據情況享受補貼。這樣的扶持方式被不少專家視作“亂撒錢”。據報道，新一屆日本政府也將著手對這個法案進行修正，扶持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數(shù)額的學生，把錢花在刀刃上。
而15年免費教育的持續(xù)性，也讓曾天山擔憂。“榆林也好，長治也罷，都是能源型城市。能源枯竭了，錢從哪里來？”針對現(xiàn)實問題，曾天山建議，“資源枯竭后陷入財政困境、難以轉型的城市不是沒有先例，榆林應該以之為鑒，打造更為堅實、持久的財政來源。”
推廣困局
僅靠地方政府投錢難承擔，攤薄經費不如先鞏固義務教育
日前，財政收入數(shù)倍于榆林的廣州傳出消息，“十二五”期間將研究延長免費教育年限，免費延伸至學前教育階段或高中階段。而在此之前，廣州市屬的增城已經為戶籍學生的高中學費埋單；南沙區(qū)區(qū)屬高中也自2012年春季起全面實行免收書（學）雜費，本地戶籍與外地戶籍的學生享受同等免費政策。
有人大代表在去年的廣州市兩會上提出，“無論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還是從人均GDP的增長勢頭來看，廣州完全具備高中教育免費的經濟實力。”對于“不差錢”的信心，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屈哨兵表示，“不能簡單以財政收入的絕對值來計算”。
廣州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多達122萬人，據測算，一名小學生6年減免書雜費3900元；一名初中生3年減免書雜費3060元；加上教師、硬件等，每年的投入都相當大。而在高中階段，廣州普高有18萬人；全市在園幼兒總數(shù)35萬人，在義務教育基礎上再實施免費高中和學前教育，“財政負擔還是比較重”。
在屈哨兵看來，目前“義務教育的任務依然特別繁重”。目前廣州的生均經費同北京、上海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特別是廣州義務教育階段還有54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眼下只解決了有書讀的問題，要讓他們讀好書，還要不斷投入。
而從國家層面而言，教育財政投入的增長空間似乎也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去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夙愿終于實現(xiàn)，但離世界平均水平的4.9%仍有距離。“中國的GDP總量雖大，但‘產出’的財政卻較為有限。”曾天山表示“國防、就業(yè)、醫(yī)療都需要財政投入，教育不可能一家獨大。”
“教育投入不能完全由政府‘一肩挑’。”曾天山表示，綜觀各國的教育經費機制，社會和家庭也是重要的經費渠道。屈哨兵則介紹，我國學前教育改革的原則，有一條就是“政府與社會、家庭合理分擔學前教育成本”，“免費后需要增加的財政投入也非常重，光靠地方政府難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