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例外，是玄奘像。如此清俊的少年，玉樹臨風，神情間，是清朗灑然。可以想知，在一個浪漫高華的時代里，高僧當年，亦當有過擲花如雨的紅塵風光罷？
如此翩然的男子，竟孤征求法，難道真如梁漱溟先生說的那樣：“生命力強的人，要求亦高，……偏對于相反的一面——如貞潔禁欲、慷慨犧牲——感覺有味”么？奘師歷十七年，于貞觀十九年正月歸京師至龍朔三年十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熱誠可敬，而精力亦自可驚。《三藏法師傳》：“師自永徽改元后，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遇乙之后，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余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酬答處分，無遺漏者。……”我想奘師當年，一定是常常這樣憑欄遠眺的。
名寺
西安的名寺，現在當然以法門寺為最。因為舉世聞名的佛骨。昌黎先生若是生在今日，一定不會冒死諫迎佛骨的，畢竟是“天子圣明”，早料及一枚佛骨，能在千年以后養活一大堆和尚，當然，還有旅游業。
但我在佛骨前，敬意全無。倒是誦及“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時，涌起若許的虔誠與向往。
我不親近佛教。首先就是因為現時的佛門，早已不是凈土。我喜歡的態度，是簡單、明朗，可以隨俗隨喜，但是千萬不要假托圣人的名字。大俗若雅，實在是最大的褻瀆。還有就是佛門的普受眾施，總令我覺得沒有原則，不如儒家的不飲盜泉來得當下決然。后來人強調儒家的曲身以求通，常常記不起來中國文化的最初根本里，是有這樣的剛烈浩然。佛家廣結善緣，凡捐錢多者，可以開光、可以鐫刻姓名于碑上，我常覺是玷污了文字。
但大興善寺就很好——我看一個寺院好不好，是以法物流通處的品位為標準的，法門寺根本就沒有正經佛法書賣，而大興善寺里，居然有《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線裝的四卷。我猶豫了一下——畢竟是孤身旅行，背太多東西總是麻煩，可是拿書在手上摩挲再三，到底舍不得放下，連一本《毛詩課》一并買了。那本《毛詩課》到底是誰的著作，我可是到現在還不知道，只曉得是抗戰年間支那蜀院出的。記得沈曾植的說法是：佛法不興，是因為儒學不振。于是在寺院里居然有這樣的書簡直令人歡喜得不知怎么辦才好了。
從興善寺出來已經是黃昏，到護城河邊坐下，在古城墻的暮色里，捧書而看。猶記秋天的時候在南京中華門城堡上頭，看胡蘭成的《山河歲月》，只覺自己是坐在整個的陽光里，亦坐在如此的人世間，唯覺天地清曠、歲月靜好，而人世悠悠轉過千年，竟如隔不斷昨日的風和陽光。是如此大的風景，而人在風景里面亦不必有慚愧，現時的好與不好，是改變不了山河的顏色的，它只是安然。
又有一個黃昏去大清真寺，從沒有見過這樣肅穆的寺院，——不是因為沒有人，是有人的，是頭纏白布的回民信徒們。他們穿行在一道一道的古門坊之間，如同幽靈。不，我不是貶低他們，我是感動，宗教的虔誠，原來是這樣怕驚動真主、是這樣地于穆不已啊。
孔子說的，因為“難”，所以不可以“息”，人心的向上一路，是至死方息。我實在是不贊成伊斯蘭教的，可是，在清真寺里，我忽然有了敬意，用生命、信仰、情感堆積起來的人生，總有值得尊重的理由罷？尤其是在循規蹈矩得荒唐的年代里。
于我，游山玩水是把自己遺落在軟紅萬丈里的心一一收拾起來，交還給山、交還給水，交還給自己。從江南來，依然回到江南。天末涼風起的時候，應該尚有江南擺渡船罷？在山與水重重圍得的花蕊之間,憑君輕問:歸路幾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