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昆山杜克大學即將迎來建校后的第一批學生。
盡管要到8月1日才關閉招生的大門，但目前的招生情況與昆山杜克大學校長劉經南的預期有差距。
這位曾在武漢大學做了5年校長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在2012年9月受聘擔任中外合作辦學的昆山杜克大學校長。
近日，劉經南接受中國青年報專訪，他仔細分析了今年招生不理想的幾個原因。
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招生網站今年3月才啟動，已經比較晚了，很多學生都已參加托福或GRE考試，準備出國讀書。
昆山杜克大學今年只設置了3個碩士專業，分別是全球健康學、醫學物理學和管理學。這些“起碼超前了5～10年”的新專業能否吸引更多學生的興趣呢？
劉經南說，今年2月，他們去國內各大985高校以及少數211高校做宣講，盡管宣講會“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很多老師和同學的關注，但是劉經南坦言：“因為專業比較新，大多數同學都不太理解這些專業。”
中國優秀高校大學生對專業的理解與昆山杜克大學的專業設置初衷到底有多遠的差距？對于這個問題，劉經南也無法給出答案。
國內高校的專業設置過于固化
現在很多高校設置專業是趕時髦，“什么專業熱門，就設什么專業”。劉經南說，但是幾年之后，這個專業就可能過剩。大學的專業應該“有適度的超前性”。
劉經南認為，應該選擇5～10年以后熱門緊缺的專業。“那個時候你就有5到10年的準備了”。而培養人才的水平，在同一領域就會走得比較前、比較遠。這樣的專業設置才能滿足社會需求。
在劉經南看來，現在國內高校設置專業太細，過于職業化、專業化。最近20年來進行過3次專業大調整，使得專業面有所拓寬，原來有1000多個專業，現在減少到300多個。
另外專業設置過于固化，設置之后就不再變化了。學校的自主權不多，即使學校有自主權，很多專業設置也不被社會承認，學生難以就業。
劉經南說，西方高校的很多專業是跨學科的，這些專業的設置并不是面向職業的，而是面向問題，面向需求，面向前沿。
他認為這樣的專業設置很靈活，可以隨著問題和需求而變化。比如醫學物理專業，現在解決醫療問題越來越需要這種專業人才。在一些西方國家，已有專門的醫學物理師這個職業。這些人需要有很深厚的物理學科背景，又要有醫學背景，能夠使用高精尖的物理設備，去發現病人的疑難雜癥。他們不是醫生，但要懂醫學，又要懂這個設備。但現實中的大部分醫生只具備醫學背景，這是不夠的。
盡管昆山杜克大學的首屆招生不令人滿意，但是劉經南并不覺得這是壞事情。
他說：“總有人要去走這一步，如果我們還是按國內的這種招生方式，就體現不了中外合作辦學的優勢和新嘗試。”
社會承認的是處長不是教授
劉經南從系主任成為院長，從院長成為副校長，再從副校長成為校長，他經歷了中國高校行政體系的“漫長升遷”。盡管做到了這個體系的核心位置，但他意識到這種行政體系對學科發展的影響。
他說，學校中心從校領導開始，從目前學校的組織架構來看，最看重的并不是一線最優秀的教授和學者。
學校的行政官員們瞄準了每個干部崗位手中所擁有的權力，這些權力能保證行政體系的有效運作，但是沒人去研究大學與國家、社會發展需求是否脫節。“行政體系的存在，更多滿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學科發展，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
這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學校的老師們只要對政府負責，就可以得到更好發展。高校的管理模式是實現政府的需求。如果把政府的管理體制移植到大學來管學術，這顯然很不科學。“大學本來就是比較松散的學術共同體，教授的地位也應該比別人高。”
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劉經南“經常比較郁悶”。他發現，每當學校要提拔一批干部，有些崗位在校內公開競聘時，很多做學術的教師，包括一些有名的教授也來競爭這些行政職位。
這些教師的想法讓劉經南很詫異。
他們說，獲得這個職位后，他們就可以更好地工作。身份既是教授又是處長，到外面去辦事更方便，“因為社會承認處長不承認教授，這樣他們才能獲得更多資源”。
劉經南說，這就是中國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使得教授不能安心治學。
所以他后來覺得一定要打破這種體制。大學是一個學術的松散共同體，應該讓教授去自主發展。“衡量學術主要靠教授，而不是行政化的體系。”
行政化體系的專業壁壘影響學科創新
過去，學校要舉辦一個活動，因為沒有錢，需要一級一級打報告等審批，“招多少人收多少費，把這些管得細細的”。
劉經南認為這影響了學術自由，如果打破院系結構實行“教授自治”之后舉辦純學術活動就比較方便，要相信教授們能在法律框架內舉辦好學術活動。
首先需要的是打破院系結構。
劉經南說，院系結構是以學科為背景組織的。而新的研究型大學要解決人類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經濟發展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是要面向需求來設置架構體系。這種變化體現在，這段時期可能是這個專家在負責，負責人并不是通過固定的換屆來更替，而是通過問題的導向發生變化。
劉經南形容這種專業變化猶如變形蟲，其發展是網絡化膨脹的，是非線性的。
而行政化體系下的高校專業設置是面向學科，面向專業，面向職業。這樣的結果能使專業和學科形成穩定性。長期的穩定就形成壁壘，形成行政化體系的專業壁壘、院系的壁壘、學科的壁壘。它的發展是線性過程，影響了學科發展的創新。
劉經南認為，高校的資源分配不能搞“平均主義”，而應該向特色優勢學科集中。
他說，中國的平均主義根深蒂固，所有院系都想獲得最多的資源，互相攀比，按人均、生均，這都不太科學。由此造成的中國大學千校一面，同質化現象很嚴重，“顯示不出特色和優勢，產生同質的競爭是最慘烈的”。
昆山杜克準備走美國私立大學的運營模式
社會上關于中外合作高校的非議之一就是認為中外合作高校是借國際名校在國內圈錢，劉經南認為“這是極大的誤會”。
他說，作為非營利性的大學，昆山杜克每招一個學生的培養成本是6.5萬美元，學生學費是2.3萬美元，還有很多學生可以拿到獎學金。
這其中的差額都是由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學來填補。基本比例是學校出40%，政府和杜克大學各出30%。
劉經南以西交利物浦大學和寧波諾丁漢大學兩個學校為例，這兩所學校學生規模有七八千人，剛過盈利點，學校略有盈余。這些盈利只能維持學校的發展，學校也不能賺學生的錢，只能拿這些錢更好地為學生服務。
不同于公立大學的運作模式，昆山杜克大學目前采用的是美國私立大學運營模式，成立基金會，并獲得一些捐款。他們準備以創新的方式來運作捐贈的基金，獲取可持續發展的財力支持。
這一模式在國內剛開始，因為在中國的捐贈還沒有美國的成熟和普及，所以，劉經南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保證學校可持續發展。
“我們現在是不把經濟壓力放在第一位。”劉經南說，現階段，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學都能保證學校運作。
回顧昆山杜克兩年來的籌備經歷，劉經南說它是“一種創新和探索，是有興趣的，也是有激情的，是一種快樂的事業”。
他認為在武大和昆山杜克大學擔任校長的壓力不同：武大的壓力除了來自辦學模式，還與學生規模有關系；而在昆山杜克，更多的是“一種責任，以及責任帶來的壓力”。
目前，劉經南和創業團隊在臨時租用的寫字樓里，等待這所新大學“開張”。記者 李超 實習生 姜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