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邊霸占人行道，以支攤賣燒烤為生的湖南籍退伍小伙楚湘杰，用最極端的方式對抗城管常規整治行動——為了奪回被沒收的三輪車，將一截切魷魚的裁紙刀片刺入海州市海灣區城管執法大隊隊長賀之祥的脖子……這是出現在《城市游擊》（李季彬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中的一幕。盡管楚湘杰及其同伙已落網，但李季彬為此陷入了更深的思索——在社會現實與管理職責的雙重壓力下，城管的出路何在？城管大隊長被刺，是否代表無數個城管隊員將會被刺？最近，《十月》雜志刊載的李季彬新作《城管局長》（《十月》2012年第3期），承續了《城市游擊》這一未完成的問題。在《城管局長》中，作者用文學思維和文學語言對城管的雙重困境進行剖析，通過對城管局長莫新偉雙重性格下的精神書寫，再一次近距離地展示了城管世界的是是非非，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理解城管及城管工作的窗口。
莫新偉從公安局調入城管局，升為城管局長，上班第一天就發生城管執法車撞人事件。記者歪曲報道，手下鉤心斗角，使得躊躇滿志的莫新偉手忙腳亂；“優勝杯”評比倒數第一、司機被炸、碰瓷賠償等等一系列事件，令決心改變人們對城管看法的莫新偉疲于應對；各種暗槍冷箭，讓他始終無法回到本職工作上來。最后，莫新偉請求調離城管局，面對城管的雙重困境，他無能為力。這也是作者繼《城市游擊》之后又一次面臨的自我認同危機——在現實與虛構之間，自我是什么？李季彬是把自己對現實的思考轉換成相應的文學思維方式，用以承載自己的生命意味，探尋人生的終極關懷。而這一切，集中表現在莫新偉的雙重性格中。
莫新偉的情感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他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權勢，做權力的奴隸。他總是處在這兩種情感的矛盾之中，這就形成了他情感的特殊內容，形成他性格深層結構中的雙重性。正是性格的雙重性，在職責與權勢之間交錯著各種各樣的感情內容，才使這個形象充滿著藝術魅力。而當莫新偉的情感矛盾發展到高峰的時候，就是他逃避職責、屈服權勢的時候。這時，他面臨著最痛苦、最尖銳的情感抉擇——面對雙重困境，他很不情愿地選擇了逃避。莫新偉的感情是他雙重性格下的精神表白，它帶有很大的朦朧性，為讀者留下許多可以想象的審美空間。當這個形象呈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會感到他身上所負載的社會關系是那么沉重——他鄙視現實世界中的不正之風，和不正之風保持情感上的距離，而自己又憑不正之風開拓前去的道路，使不正之風成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正是這種矛盾性，迫使讀者無法當旁觀者，而必須充當情感活動的參與者，從而不知不覺把自己置于作品的氛圍中，并和作品中的人物進行比較，與作品中的人物共思索、共悲歡，作品中人物的內心沖突不知不覺地激起讀者的內心沖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雙重性格使莫新偉獲得了更強烈的審美效果。
李季彬正是捕捉到莫新偉的這種雙重性格，發掘出小說在與物質時代的精神發生關聯的同時，細膩地描寫了這個時代的生存處境和精神困境，并將靈魂的掙扎與時代的背景巧妙地結合起來，達到了透過小說而發現一個時代人們精神命運的高度。田永貴、王胳膊、詹寧等人道德虛無、人格矮化、信仰放逐，這是時代癥候的表現；而局長夫人、區長夫人的財富攀比，則從另一面傳達出個體所經歷的價值沖擊與思想迷惘的苦楚。因此，正是有了這種精神深層的沖突，作者在選擇切入敘事的時機與方式上才有了一個準確的切入點，從而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精神命脈。在這樣一種環境中，莫新偉最初的雄心壯志消失殆盡，最后的矛盾都以放棄為終結。而關于城管的雙重困境，恰恰就是隱藏在《城管局長》背后的命運輪回——莫新偉最后只能像前任局長一樣，夾著尾巴逃離城管局。這是李季彬用文學邏輯揭示出的生活真相——城管局只是一個側面，以城管局為出發點，李季彬是將觸角伸向了歷史的暗角和現實的本質，用寫作來體察人類的精神命運和歷史處境，以揭示人類的困境與路徑。（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