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所說的這種“家庭羅曼史”從7歲一直持續到青春期。哈利發現了他的“身世”，他故去的父親，他發現他的精神與伏地魔相聯系……但是，拜厄特指出，羅琳創造的魔法世界在精神領域無法占有一席之地，她提供的是“次品魔法”，“缺乏偉大兒童文學的技巧，用侏儒般的想像力迎合讀者。”她的書只適合于那些想像力被電視卡通片、脫口秀、肥皂劇、真人秀所禁錮的人。
偉大的史詩 “怨憤派”批評家的觀點
《紐約時報》發表拜厄特的文章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姿態。因為關于此書文學水準的爭論在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中，《紐約時報》一直是力挺羅琳的。這當然是因為它的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了。這個人稱“女神風隊員”的日裔文學評論家稱“哈利·波特”叢書為“史詩”。考慮到角谷美智子對男性白人名作家總是抱著挑刺的態度，人們對這種強硬女權主義思潮滲入到文學批評中的動機有理由持審慎的懷疑態度。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所稱的“怨憤派”批評家稱號對她來說是非常合適的。布魯姆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憂心忡忡地說：“最近在整個英語界和西方文化界里所發生最為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普遍地提倡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哈利·波特文學；人們甚至盲目地讓它取代了傳統的兒童文學。”
角谷美智子把自己的風格保持到最后一本書的出版。美國時間7月19日，《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還沒有出版，內容尚處于保密之中，角谷美智子就在《紐約時報》提前發表了透露情節的書評《哈利·波特在大戰中成年》一文。角谷在文章中說，羅琳醞釀了十年的、不朽的、誘人的史詩，深深地植根傳統文學和好萊塢傳奇之中———從希臘神話到狄更斯和托爾金，到《星球大戰》。但它的結局，并非是那種現代“女高音”般的空洞大話，它的結局是那種非常好的古典風格的結局：超大場面、激動人心的情節、冷至骨髓的終極對決，最后非常清楚地交代了人物的命運。但在接近終點時并非沒有瑕疵———這一系列的第七本也是最后一本，《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在闡明情節時有些章節顯得雜亂，有幾處枝節顯得沉悶———但是大結局和主要人物的故事線索有令人心悅誠服的必然性。
還有下面一段引人入勝的文字：在整套書里，羅琳女士的成就是她設法讓哈利既是一個普通的青少年（必須去應付學校和約會那些老一套的挫折），又是一個史詩英雄。類似于年輕的亞瑟王，蜘蛛俠。愛說話的才能激活她去創造了一個故事，這很容易讓人想起荷馬、彌爾頓、莎士比亞和卡夫卡。
最后一句話不知道會怎樣激怒捍衛了一生西方文學經典的布魯姆。
【哈七快評】
“可重讀性” 一個新穎的系列通俗小說
哈七英文版出版后十天，世界上最大的《哈利·波特》學術研討會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有1500余名學者與會。會議的主題是“從英雄到傳奇”。這些專家讀者中有人將哈利·波特比作救世主再世，有人認為赫敏·格蘭杰是女權主義者的代表，還有人對伏地魔做出精神病診斷，說他是個十足的“惡性自戀癥”患者。眾多論文題目中有《自行施咒：〈哈利·波特〉中赫敏的自我決斷》、《弗洛伊德與拜物幻想：〈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欲望與失落》以及《波特同志：馬克思主義者的閱讀》……林林總總，蔚為大觀。
在我看來，《哈利·波特》小說的斗法場面、魔法和道具都具有吸引人的地方。在“哈七”結尾的地方，魔杖具有了生命力，它會辨認主人。當然，它還不具備博爾赫斯筆下的匕首甚至“渴望去戰斗”，去灑落鮮血。但對于一本通俗小說來講，已經夠新穎了。我以為一本書的文學性就在于它的“可重讀性”。《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有許多場面都具備“可重讀性”。但整體上看，它很難達到這一標準。如果用通俗小說的標準來看，它又遠遠高于一般的水準。伏地魔像一個小孩一樣不太關心細節。只關心表面的強勢，但他對所謂強勢的真正基礎并不明了，對強勢基礎暗中被摧毀也渾然無知。魔鬼在細節中———這句話至少在該書中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被諷刺性地發揮效用的。伏地魔最后的失敗因此才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