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在西安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一直住到1989年5月中旬，并非孫見喜書中所寫：“4月上旬，平凹強烈要求出院，至此，結束了這一階段180余天的病床生活。”我清楚地記得，這年4月22日，在陜西省政府西門發生了有名的“四·二二”打、砸、搶、燒事件，而后省政府門前新城廣場上就沒有安寧過。5月l7日，西安地區高等院校數萬名學生和教師走上街頭游行，而后來到新城廣場靜坐，陸續又有上千名學生宣布絕食。在那些日子里，每當傍晚時分，我和賈平凹　　就從醫院住院病房走出來，步行至新城廣場，看看那里發生的事情。我們繞著靜座絕食的學生轉來轉去，賈平凹問我里邊有沒有你們作家班同學?我說不知道，因為我每天下午去學校時游行的同學都走了。我們在靜坐絕食的學生中仔細搜尋了一番，沒有看到認識的面孔。連續好多天我們都去看，雖然沒有什么過激行為，但卻對同學們的愛國精神表示了欣賞和鼓勵，絲毫沒有任何反對學生行為的表示。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賈平凹的知名度尚不是特別高，否則新聞單位追蹤報道一下賈平凹前往新城廣場探望慰問靜坐絕食的學生，那隨后他就脫不了干系。直至國務院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5月21日學生撤離后，我們才沒有再到新城廣場去。

　　1989年5月底，我隨一個企業家考察團去了剛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半個月后回到西安，“反革命暴亂”已被平息。后來，電視上出現不少名人強烈譴責“反革命暴亂”的鏡頭畫面，省、市電視臺多次聯系賈平凹表態，均被賈平凹拒絕。理由很正當：“我在醫院里住院，啥都沒看見，啥也不知道。”西安市文聯受此影響，由原《長安》改名為《文學時代》的雜志被吊銷刊號，主編子頁、副主編和谷受到處分。賈平凹在這一政治風波中的政治表現一片空白，好多年來都被一些人看成是個糊涂蛋。其實并不然，以我對賈平凹當時思想傾向的了解，他要是不在醫院而在單位上班，面對知識界普遍情緒高漲的狀態，一定不會無動于衷。

　　我那時的政治態度似乎還比較“左”，西北大學作家班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最為活躍，過后我們作家班同學周勍還被抓了起來，而我自己卻自始至終都沒有參加游行、靜坐等活動。政治風波過后整黨，我是作家班僅有的三個黨員之一。整黨會上我發言說，我并不是認識到學生的行動就是錯的，我是因為鄧小平改革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凡是反對鄧小平的活動我一律不參加。據說我的發言還上了省委整黨簡報。不管將來“八九”如何定論，我都如實地這樣講。我是不愿意參加，而賈平凹確是因為住院而未能參與文聯機關活動，沒有表現出任何讓人抓住把柄的言行。

　　對于“八九”那場政治風波，賈平凹內心里究竟是什么態度，我　　沒有聽他親口講過，因而不能妄加猜測。不過，1992年冬季在大荔期間，賈平凹卻給我講過他在訪美期間見到逃亡到那里的中國作家劉賓雁的詳細經過，似乎可以從中看出一點兒端倪。

　　1988年10月，賈平凹以長篇小說《浮躁》獲第八屆美孚飛馬文學獎，應邀訪問美國卻是在整整兩年之后的1990年10月。那時“八九”剛過，中美關系冷凍之即，逃亡在外的民主人士大都在美國。賈平凹訪問來到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當地文學界照例要舉行一個歡迎會。陪同的美國人對賈平凹說，今天晚上的歡迎會邀請了劉賓雁。賈平凹說，好么，劉賓雁是熟人。全國作協派給賈平凹一個翻譯，實際負有監視賈平凹行動的責任。翻譯當時沒有答言，過后卻對賈平凹說要請示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應當對劉賓雁到會采取什么態度。

　　翻譯后來獨自去了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回來說要找陪同的美國人闡明中方態度，賈平凹只好跟翻譯去找了美國陪同人員。翻譯對美國陪同人員說，今天晚上的歡迎會大使館要來4個人參加，有三條最低要求：① 最好不要邀請劉賓雁參加;② 邀請參加不能讓劉賓雁講話;③ 賈平凹見了劉賓雁只能遠遠表示致意，不能一起交談。如果上述要求做不到，大使館的人就立刻離開會場以示抗議。美國陪同人員只好答應盡力照辦，實際上這些要求都是多余的，劉賓雁當天晚上根本不會來參加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