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前，還在武漢讀書。有一次代表學校接待一個從香港來的大學生內地訪問團。日程安排上有到當時在國內絕對處于領先位置的武漢鋼鐵公司參觀一米七軋機車間，還有到距離武漢不遠的鄂州西山游覽。印象中在參觀武鋼時，先在接待室觀看了一個關于武鋼和一米七軋機的介紹短片。其實，那也是我第一次參觀武鋼。盡管我所在的大學距離這座鋼城直線距離并不遠，但當置身于當時在世界上亦處于領先地位的一米七軋機車間、觀看真實的連鑄過程時，內心還是有極大震撼。所以，當香港來的大學生們在這個巨大的鋼鐵世界里連連發出驚呼叫喊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不過，讓我不曾想到的是，在前往鄂州去的路上，香港來的大學生們不停問還有多遠。因為我們在出發前曾告訴他們這是距離武漢非常近的一座城市，而且也是蘇東坡的文赤壁所在。遺憾的是，當時香港尚未回歸，來的大學生又多為理工科專業，所以不僅對歷史上的赤壁不大清楚，對那個向著長江吟詠出“大江東去”的蘇東坡，似乎也沒有多少興趣。所以一路上不停感嘆路真遠。我當時就對此感嘆很是驚訝——在我們看來，鄂州到武漢，不過兩個小時車程。這在內地，已經是很近的距離了，更何況還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交通狀況遠非現在可比。
多年之后，當我有機會去到香港，在香港島、九龍半島轉了轉之后，腦子里忽然想起了當年帶那個香港大學生內地訪問團到鄂州去游覽路上時聽到的那些感嘆─香港學生們是根據自己在香港生活的空間地理經驗或者身體記憶，來想象武漢與鄂州之間的距離的。這跟一個平原生活的人，初到山區之后可能會發出的種種感慨大概差不多。
很多時候，人并不是根據理性來判斷日常生活，而是根據身體里的本能反應。這種反應，基本上是長期的日常生活經驗在身體里所刻下的記憶烙印。這種烙印可能是時間記憶，也可能是空間記憶。一個長期在香港這樣巴掌大一塊地生活的學生們，讓他們本能地對內地的廣袤空曠作出一種本能的身體反應，自然會有很大的偏差或者錯誤。
類似的經驗，還有我們對時間的記憶。我一直記得初中一年級的那個五一國際勞動節，我是穿著一件新的白襯衣去學校的。也因此，多年來，我一直認為，“五一”時候就應該可以穿襯衣了。如果穿體恤，可能氣溫就偏高，反之則偏低。而在連續經歷了幾次冬季大雪之后，我對一年中什么時候最冷甚至可能會下雪，也有了來自于身體內部的本能反應。而且更讓我驚訝的是，這種反應基本上沒有太大誤差。盡管現在全球氣候變暖，甚至經常出現一些氣候反常現象，但總體上四季之間的分差依舊。而儲存在身體的對于四季的經驗記憶也依舊。有時候，這種經驗記憶甚至還通過一種逆向的方式表現出來。譬如寒冷，有時候記憶里出現的，并不是冰天雪地的情景，而是在火爐前絮語或者雪地里活動的情景。
類似的經驗記憶不斷累積，一點點在加厚對于一年四季的來自身體內部的本能反應。有時候連自己都對這種記憶反應的敏感感到驚訝，甚至懷疑到底是感受到了春江水暖，還是先看到了春鴨戲水。
長期在都市里生活，可能讓我們身體里曾經儲存的對于四季的經驗記憶變得遲鈍─都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種通過人為的小環境生活方式，來改變自然環境對于人與生活的影響的。我們或許因為這種改變，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舒適了，但在我們成長過程中與自然之間曾經建立起來的關系，可能亦因此而被切斷或改變。除非我們有能力徹底改變自然對于我們身體與生活的影響，否則的話，這種改變對于我們身體和我們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未必不是一個需要三思的命題。(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