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文系讀書的時候，感覺詞匯量特別貧乏的是臟話。后來聽高年級同學說，《麥田里的守望者》中有785個粗口，我們沒作停留就趕往圖書館。館藏的幾本塞林格后來一直呆在我們寢室，記不清輪流借了多少次。
要說塞林格提高了我們的粗話水平也可以，不過，十六歲的霍爾頓掛在嘴上的也就GODDAM和HELL。老師一直對我們說讀書要認真要認真，這個，我們自學塞林格的時候倒是做到了，不過，等大家集體讀完《麥田里的守望者》，一致同意美國人是太容易受驚了，《麥田》哪里需要禁？
當年，臟話是我們拿起塞林格的理由，不過，《麥田》從第一頁開始就有力地捕獲了我們。寫作課上，我們不約而同使用了“lousychildhood”，盡管童年陽光燦爛，但說一句“臟臟的童年”真是太解氣了，憤怒的年齡碰上憤怒的霍爾頓，我們沒像查普曼一樣去槍擊約翰·列儂，老師父母都該謝天謝地。
我們傳閱塞林格，而他本人的沉默和隱居在我們看來真是酷斃了，對越來越臟亂差的世界，最好的批判不就是一言不發？相形之下，我們看不上為他寫傳記的作家、兜售他隱私的情人和女兒。“意大利面條就要下鍋，罐子里有自制的番茄大蒜調味醬。再過十分鐘就是我的生日，”這樣的句子，作為《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的結尾，當然只能“曾是”情人了。再看看，塞林格的句子，短篇集《九故事》中，《給艾斯美寫的故事：既有愛情又有凄楚》里有個小男孩叫查爾斯，他給大兵出了個謎語：“一堵墻會跟另一堵墻說什么？”
會說什么？會說什么？你得裝著很費勁地猜。
“在拐彎處碰頭！”
在我們青春拐彎的時候，碰上塞林格，即便他的寫作范圍有限，作品產量更有限，但在這個天地里達到完美的，再沒第二人。所以，關于塞林格死后鎖在保險柜里的十五六本書，雖然萬眾期待，我卻心有不安。就像今天重看中文版《麥田守望者》的“譯本前言”，施咸榮先生說：“我國的青少年生長在社會主義祖國，受到黨、團和少先隊組織的親切關懷，既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又有豐富多彩、朝氣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麥田里的守望者》這樣的書，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環境與丑惡環境作對比，確能開闊視野，增進知識……”這些話，多么讓人傷感。霍爾頓早就不是一個美國孩子，他飄蕩進我們的青春，駐留下來，但心里又特別渴望回到母親懷抱。一堵墻已經和另一堵墻碰頭，當年崇高的理想，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還在相遇的墻角嗎？
至今記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完《麥田》，學了六個粗口沒處用，就在寢室里互相招呼，那時我們用得多么歡天喜地，憤怒歸憤怒，但生活依然飽滿，我們口中說著臟話，心里其實“愿意為了某個原則轟轟烈烈的死去”，而不是塞林格這句名言的后半句：“一個成熟男人的標志是他愿意為了某個原則謙恭地活下去。”
但現在我們全都謙恭地活了下來，臟話不說了，理想也不說了，我很擔心，塞林格保險柜里的那些書，相隔一世紀，和我們再次相遇，還將再次彼此見證嗎？
在《給艾斯美寫的故事》里，小男孩查爾斯在姐姐的信里給大兵附了一封短信，是這樣的——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愛你 吻你 查爾斯
在我看來，這許是世上最溫暖的一封信，也是塞林格最溫暖的時刻，我希望，今天，我們打開塞林格的保險箱，會有一些查爾斯的信，而不是垂垂老矣的霍爾頓或者憤怒的小團圓。因為很顯然，對今天的世界來說，最好的批評不會再是隱居式沉默，不是粗口，而是十個“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