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圣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于學，守道勿失。
這首《學為人詩》，文字并不浩繁，義理并不艱深，卻可以說是為三歲的胡適開啟了人倫道德之門。詩中所強調的“為人之道”，分別闡釋的所謂人臣、人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道，都言簡意賅，明白清楚。可見，如何看待與對待這“五倫”，從小樹立正確的“為人之道”，是胡適家訓的核心內容。
胡適三歲時，其父親寫就這本《學為人詩》，恰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其父艱難鎮守臺灣期間。1895年正月，胡適由四叔護送，離開臺灣至上海，這一別也就此與父親永訣。
按照《四十自述》中的記載，胡適與其父在一起的時間，雖然只有近兩年光景，但記憶卻是深刻的，其父的言傳身教讓他銘刻于心。在其父死訊傳至家中時，胡適以白描的手法，流露出無聲的悲痛。他寫道，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
四五歲時的胡適，后來一直在誦讀其父留下來的這首詩。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直到四十歲時，開始寫《四十自述》之際，胡適才恍然大悟這首詩的真諦——這不但是中國傳統教育體系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更是“采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胡適認為，其父“做的《學為人詩》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為此，他進一步總結說，我父親死得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另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
無論如何，這本薄薄的《學為人詩》，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與價值。這不但是胡適追懷父親的珍貴紀念，更是中國近代童蒙教育的生動存照之一。（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