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張景惠，他是張學良的父執(zhí)，而東省特區(qū)行政長官一職，在東北非常重要，這一要職甚至比省主席還要重要。因為北滿經濟動脈中中東路的一半經營權和沿線的地畝、教育、工礦等行政管理權，以及有二十萬以上白俄居住的哈爾濱管理權，都歸其所有，而張是人所共知的庸碌無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瑪夫斯基則企圖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亞搞復辟，日后在東北組織的兩路拒俄聯(lián)軍全有身著軍服的白俄人參加。
九一八事變之后，馬君武曾寫詩《哀沈陽》諷刺張學良，全詩如下：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xiāng)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首詩來形容中東路事變的張學良，卻是最最恰當不過，當時張學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與趙四小姐偷情，在這種情況又豪情沖天般決定對蘇作戰(zhàn)。
東北軍也有不少人反對對蘇采取強烈，“輔帥”張作相就是其中反對最強烈的一位，他對張學良說：收回中東路是好事，可是這事非同小可。進兵接收，勢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國力量對付蘇聯(lián)，也未必能打勝，只憑東北軍去打蘇聯(lián)能行嗎？恐怕收不回中東路，反而惹出麻煩，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機搗亂。張學良覺得張作相把困難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規(guī)勸張作相：“根據(jù)多方情況，蘇聯(lián)決不能在遠東作戰(zhàn)，收回中東會馬到成功的。”張作相看到張學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堅持，但張相作的意見后來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長劉翼飛也是反對出兵，張認為劉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讓劉去吉林勸張作相，對劉說擬派十個旅開赴東鐵沿線收復中東路，結果劉十分直接地回答：“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lián)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據(jù)各方情況，蘇聯(lián)決不能打！”劉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于敵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中止派劉去吉林，對人說：“怎么翼飛這次也氣餒了呢？”
蘇聯(lián)對華斷交之后，王家楨（張學良秘書，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過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駐東京辦事人拍來的電報說蘇聯(lián)對華斷絕外交了，他知道事情嚴重。蘇聯(lián)與中國斷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東北當局，但當時南京政府方面毫無消息。當時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著電報大帥府秘書廳向王樹翰秘書長說：“事情弄嚴重了，蘇聯(lián)和咱們斷絕國交了！”王樹翰很吃驚地說：“你怎么知道？從哪來的消息？”王家楨出示了東京來電，王樹翰非常驚慌地打電報給張學良，請張即日返沈。讓王
家楨氣憤的是，這個絕交消息在報紙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終未告知東北政府。
蘇軍的反應
蘇軍針對中東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蘇聯(lián)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總兵力約四萬余人，下屬兵力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一個蒙古騎兵營，特別遠東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機、坦克、重炮、戰(zhàn)艦等技術兵器，還裝備了當時蘇聯(lián)最新型的MC-1坦克(MC-1被稱為“俄國版雷諾FT-17”，是蘇聯(lián)第一種批量生產的坦克，在蘇聯(lián)坦克發(fā)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開始退役，蘇聯(lián)人把履帶等行動裝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護，被用于當作邊境守備據(jù)點使用。張作霖的FT-17和蘇聯(lián)的MC-1都有部署在中東路前線，但交戰(zhàn)情況不明)，并不斷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師和若干內務部部隊。我手里沒有特別遠東軍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別遠東軍兵力最高峰不少于8萬人，海軍方面負責支援的是阿穆爾河區(qū)艦隊（阿穆爾河即俄語黑龍江），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前夕，阿穆爾河區(qū)艦隊已有3個艦艇大隊（淺水重炮艦、炮艦和裝甲艇共14艘）、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機）和1個陸戰(zhàn)營，戰(zhàn)后阿穆爾河區(qū)艦隊有63名官兵榮獲紅旗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