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往南看到了印度。因為中國在一系列邊境沖突中擊潰其軍隊，他瞧不起印度人。但是他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在蘇聯的支持下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威脅。
他往北看到了蘇聯。它有能力在輕而易舉的打擊下，像動了30分鐘外科小手術一樣，摧毀中國微弱的核力量。它在中國邊界上陳兵40多個完全現代化的師。它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把部隊增加了3倍以上。
他越過太平洋看到了美國。他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把美國看成意識形態上的死敵。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認識到在亞洲和太平洋所有鄰國中，只有美國一家現在或將來都沒有侵略中國的意圖。最重要的則是美國是唯一有力量牽制那不共戴天的北方敵人的國家。
所以，恢復邦交的談判桌擺好了，并不是因為我們任何一方喜歡對方的哲學，而是因為保持敏感的力量平衡對我們雙方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當周一收到我關于打開關系的信號時，他就像毛的一首詩說的那樣，“只爭朝夕”地行動起來。
斯大林令人生畏的外交部長維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一次警告一個美國記者說，“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是難對付的，那么你們就等著有朝一日同周打交道吧！”當我們碰頭時，我發現周并不是莫洛托夫描述的那種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個獻身革命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但是作為一個務實的中國人，他承認需要我們。
我們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劇。中國領導人要使由于同蘇聯破裂造成的敵視的包圍有所和緩。我們相信結束中國政府“憤怒的孤立狀態”已是迫不及待的了，我們也看到了通過三角外交有助于遏制蘇聯的機會。盡管我們在改善關系上存在著共同利益，我們仍必須在公報中確定我們的關系，還有大量的技術問題要解決。
我在談判中認識到，要周突然放棄基于意識形態的外交立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不過我知道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這正如他對基辛格說的，“舵手一定要見風使舵”。
當我們討論到美國在日本和太平洋的駐軍時，我知道這是個特別敏感的問題。我注意到，中國人呼吁從日本撤出美國軍隊并廢除美日共同防御條約。我當時指出，盡管我們的政策同中國的意識形態是相抵觸的，但它仍然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在提到蘇聯時，我說:“美國可以從日本的水域撤出，但是別人會進入日本水域渾水摸魚。”我繼續說:“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就要尋求同克里姆林宮妥協，或者重新武裝。”
我知道，周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或許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他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專家決不會明確地表示同意。他以特有的巧妙方法作答。他沉默了一會兒，便不予評論地改變了話題。會議室里誰都不會誤解，他的沉默除了表示同意之外，沒有別的意思。
我同周一對一的正式會晤超過15個小時，此外我們還一起在午餐、晚餐及其他公開活動上相處了許多時間。他有四件事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就是:他的精力、準備、談判技巧和在壓力下的沉著。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們一些冗長的會談中，雙方年紀輕一點的人由于無間歇地開會而有睡意，翻譯的聲音也低沉了。但是73歲的周卻始終都很敏捷、頑強而又機警。他講話從不離題，從不拖泥帶水，從未要求中途休會。如果我們下午的會議解決不了聯合公報措詞上的分歧，他也不把問題留給助手，而是親自同基辛格不分晝夜地利用余暇消減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還是好像剛從鄉間度過悠閑的周末回來一樣。他在處理涉及重大問題的艱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來。權力和責任感使他保持年輕。